新加坡 制度“管”出國家新形象

在新加坡市區，河流清潔，馬路整潔。本報記者 王 慧攝

　　“只用一代人的時間便從第三世界國家晉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對于新加坡的滄桑巨變，新加坡國父、前總理李光耀在其回憶錄里如是說。短短40多年，新加坡不僅在經濟上成功崛起，而且在社會各方面都讓人刮目相看。為探索其成功之道，本報記者日前走進了這個東南亞國家。

　　“罰款的城市”

　　在新加坡，如果留意，會發現各種“罰款”的標志無處不在。地鐵站、購物中心、主要建筑物里都張貼著罰款標志。尤其是在地鐵站，從入口到通道、買票口、進站口再到車廂里，都在醒目的位置貼著三張提示標志：“禁止吸煙，違者罰款1000新加坡元”（1新加坡元約合5元人民幣）、“禁止飲食，違者罰款500新加坡元”、“禁止攜帶易燃品，違者罰款5000新加坡元”。

　　綠樹成蔭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園是無煙校園，空曠的草坪上看著并沒什么人，一些來進行短期培訓的外國學員一時憋不住煙癮，悄悄在草坪上吸煙，馬上就會走來一個不穿制服的人，說是管理環境的，要立即罰款。

　　登革熱是一種熱帶病，在新加坡時有發生。登革熱一般通過伊蚊傳播，而人們在澆花后如果花盆下漏了水，積水就容易產生伊蚊。所以新加坡政府規定，居民家里的花盆下不能有積水，必須及時清理，否則罰款。

　　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新加坡展開反隨地吐痰運動，隨地吐痰者要被罰500新加坡元，這在當時是數額非常大的一筆錢。上世紀90年代，由于人們使用完公廁不習慣沖水，公廁很臟。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新加坡推出一項法律：使用完公共廁所要沖水，否則罰款。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遜已經在新加坡生活了11年，他告訴記者，新加坡被一些人稱為“Fine city”，在英語里這是個多義詞，一個意思是“美好的城市”，另一個意思是“罰款的城市”。吳遜認為，處罰是新加坡社會管理非常重要的手段。

　　政策法規貴在執行

　　一項法規頒布后，關鍵在于能否真正執行。新加坡的經驗在于“有令必行”。有新加坡官員說得更直接：“政策就是執行。”

　　吳遜對記者說，當政府發現某個地區頻發登革熱，就會派人到該地區挨家挨戶檢查花盆，只要有積水，就會重罰。吳遜說，有時候，完全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來改變社會的行為習慣需要很漫長的時間，尤其是碰到疾病等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問題，更需要執法有力。經過長期的嚴格管理，現在新加坡人在家里澆花后一般都會即時清理積水。

　　高科技的使用也使執法更有效。在新加坡，一些路段在特定時間會對經過的車輛收取高峰時段費用，每輛車都必須裝有相關的電子設備，預先在卡里充值，高峰時間經過這些路段時就會自動被探測收費。有時候如果卡里沒錢，就會被課以重罰。這些技術的應用也使得大家都沒有了僥幸心理。

　　在新加坡，如果被多次抓到亂丟垃圾，就不僅僅是罰款這么簡單的事了，必須穿著印有“CWO”（糾正服務令）標志的衣服在公共場所清掃垃圾。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黃奕鵬說，這是非常丟臉的，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亂丟垃圾的人。推出這項法律的第一年，政府還會把那些違法的人的照片登在報紙上。而新加坡很小，如果一個人受懲罰，照片出現在報紙上，或者穿著“CWO”的衣服撿垃圾，這是非常丟臉的，大家自然而然都不敢違反法規了。

　　黃奕鵬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談到新加坡的社會管理經驗，他認為最主要的就是管理嚴格。

　　通過教育取得共識

　　在新加坡生活了近20年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認為，一個社會要從落后到最先進，必然要采取一些比較激進和嚴格的管理方式。新加坡早期居民的文化道德修養比較低，懲罰在早期階段因此也很厲害。現在新加坡社會已形成講文明的風氣，懲罰的事情就很少看到，社會也在變得更加寬容。

　　黃奕鵬說，據他所知，從沒聽說過誰因為用了公廁沒沖而被罰款。不過，現在新加坡的公廁已經干凈了很多，這雖與罰款有關系，但主要還是因為人們的衛生和社會公德觀念有了提升，才逐漸養成了習慣。黃奕鵬認為，以后這種“好笑”的法律就會越來越少，更多的會是公共教育。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更容易接受通過公共教育傳播的社會公德觀。

　　李光耀在回憶錄里這樣寫道：“我們先教育和規勸人民，待多數人都接受了，我們就通過立法懲罰叛逆的少數人。”正是因為首先讓大家認識到了問題所在，形成了共識和社會規范，才使得隨后法律的制定和執行以及人們習慣的改變成為可能。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助理教授余偉鏗表示，良好的現代社會管理理應是這樣的順序。一項法規要能得到完善的執行，首先要取得社會共識，同時也要符合發展水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