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歐陽修的詞《生查子·元夕》有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說的分明是相思。若只有單相思，是不成其為愛情的；都道相思苦，而節日則是喜慶的，設若我們果有這么一個“情人節”，難不成此“節”卻是與眾不同的，愁眉苦臉來過的？而即便并非“淚濕春衫袖”，而是“見”著“去年人”了，一年的別離，一日的相見，一日的相見，一年的別離，這樣的“情人節”若果是有的，是不是也太沉重了點呢？

　　“閨中女子……過節可結伴出游，元宵節賞花燈正好是一個男女青年交往的機會”，自然如是，但是極其有限的“交往”并不等于愛情；“未婚男女借著賞花燈之機可為自己物色對象”，或不免也是有的，但是同樣也未必關乎愛情，譬如打個照面之借機相親呢？須知古時講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非自由戀愛。而即便真有少數愛情之發生吧，也是斷非能夠張揚、上升出個“情人節”來的。

　　因為并不比西方——先戀愛后結婚，早成常態；在我國古代宗法社會，奉行的是禮治秩序，諸如所謂“男女授受不親”。東方學者金克木先生就說：“古時戀愛在婚后，不在婚前。婚前男女難得見面。即使由‘青梅竹馬’而結婚，締結愛情也在婚后。或愛或不愛都在婚后顯現出來。婚前戀愛不合法。”《〈祝福〉〈殺夫〉》；對此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也曾有過深入的分析：“戀愛是一項探險，是對未知的摸索。……持續依賴于推陳出新，不斷的克服阻礙，也是不斷的發現阻礙……在鄉土社會中這種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因為鄉土社會所求的是穩定……那就是男女有別的原則……”(《鄉土中國》)；而“詩”為心聲，朱自清先生《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里的論述——“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也正可為側證。

　　即便有那么丁點相似，也至多是形似；而絕非神似；何況元宵節，更是有著自身固有、特定的文化內涵。如正月是農歷的元月，古人稱夜為“宵”，所以稱正月十五為元宵節，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一元復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們遂加以慶祝；按民間傳統，這一天要出門賞月、燃燈放焰、喜猜燈謎、共吃元宵；而考其淵源流變，更是直追兩漢，關涉佛教……——而如此只及一點，不及其余，強加比附，又豈是學者應有之客觀、求實態度？豈非對本國固有文化主體性之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