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泉

　　祖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轉眼三十年了。改革開放與臺海形勢有無關系，其影響程度如何，這是很多人所關注的。筆者認為，不僅有關系而且關系很大；不僅有影響而且影響至深。

和平統一是改革開放政策的要求

　　祖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并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的。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祖國大陸已獲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中華大地的復蘇和振興。

　　那么，祖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臺海形勢有什么關系呢？最明顯、最突出的，是使兩岸關系走向了和平發展的道路。祖國大陸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和與之相應的和平對臺政策，將“武力解放”調整為和平統一政策，從而使兩岸關系由“武裝對峙”轉為“和平對峙”。雖然在祖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兩岸關系僵持對立，摩擦不斷，有時候矛盾還十分尖銳突出，但總體上還是保持了和平相處的局面。

　　祖國大陸的對臺政策與改革開放政策，是密不可分的。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不僅要求有一個外在的和平安定環境，也要求有一個內在的和平安定環境。在新中國建國后的第一個三十年，雖曾在主觀上力圖建立一個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外環境，然而在客觀上卻始終不曾出現過這樣一個環境，只有在后三十年，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開始逐步地得到了實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重要會議，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使祖國大陸走向了和平發展的道路，也使兩岸關系走向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很顯然，在改革開放的大勢下，原有的對臺政策自應進行調整。

對臺政策的三次戰略性調整

　　簡要地說，祖國大陸對臺政策的調整，共經歷了三個階段，三次轉變。

　　第一次戰略性調整，是從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轉變。此后不再強調“武力解放”了。其轉折點是1955年，時間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一江山島和大陳島之后，當時一方面與美國政府在日內瓦——華沙，進行大使級談判，從1955年8月開始，一直談到1970年，共歷時15年，核心就是臺灣問題；一方面由周恩來總理向臺灣當局提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倡議。1963年，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將此一和平解放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綱即臺灣必須統一于中國；四目是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其他如：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均由臺灣方面決定；軍政及經濟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臺灣方面的意見協商進行；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這一切，都充分照顧了臺灣方面的利益。

　　第二次戰略性調整，是從和平解放到和平統一的轉變。此后不再提“解放”二字了。其轉折點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實行了戰略轉移。這個時候國際形勢也逐漸發生了重要變化，中美關系趨于正常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并從而形成了我對臺工作一以貫之、長期不變的大政方針。其基本點是：“一個中國，兩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談判”。

　　第三次戰略性調整，是從長期僵持到暫擱爭議的轉變。此時主要強調求“同”而存“異”了。其轉折點是今年春。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第四次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十六個字，是胡總書記在當前臺灣局勢發生積極變化、兩岸關系呈現良好發展勢頭的情況下提出的，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指導思想，是對臺政策又一次的重要調整和新的重要轉變。自1979年以來，兩岸雖然基本上處于和平相處與沒有爆發戰爭的狀態，但卻仍然是處于僵持對立、政冷經熱、無法突破的“冷和”局面。既然反對“一中”原則、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已經下臺，而認同“九二共識”、承認“一中”原則、反對“臺灣獨立”的國民黨已經上臺，說明臺灣島內的政治結構已經發生了有利于改善兩岸關系的重要變化，抓住這個時機，從而及時地調整原有的對臺政策自然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

　　以上對臺政策的三次戰略性調整，都是在堅守“一中”原則下實現的，其對改革開放是十分有利的，是將原則的堅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高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產物。

力爭在改革開放中實現和平統一

　　對臺政策的三次戰略性調整，每一次都起到了良好的積極作用。

　　第一次戰略性調整，曾經出現過好勢頭。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發表了許多重要講話，并通過迂回的方法，直接間接地與當時的國民黨政權領導人有所聯系，他們也確曾心有所動，美國妄圖使兩岸“劃峽而治”的“隔絕夢”沒有得逞。但后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干擾而被迫中斷。

　　第二次戰略性調整，曾使兩岸關系形勢明顯好轉。1991年臺灣首先成立海基會，祖國大陸繼而成立海協，先后實現了“汪辜會談”和“汪辜會晤”，分別達成了一些協議、形成了一些共識，從而使兩岸關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烈氣氛，兩岸經貿文化的交流交往得到迅速發展。然而，先是李登輝于1999年7月提出了“兩國論”，后是陳水扁于2002年8月提出了“一邊一國”論，兩岸“兩會”連同已經達成的“九二共識”都被擱置，從而使兩岸關系再降至冰點。

　　第三次戰略性調整，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兩岸關系的發展。這次調整，是在島內民進黨下臺、國民黨上臺、兩岸關系出現新變化的情況下進行的。臺灣的海基會和祖國大陸的海協功能得到恢復，“九二共識”再次被確認，兩會并很快達成并簽訂了關于“周末包機”和“大陸人士赴臺旅游”的協議。兩岸“兩會”氣氛空前融洽，人民普遍感受到“兩岸關系的春天真的來到了！”估計目前這種互惠互利、共創雙贏的良好氣氛和勢頭還會繼續下去。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任何好的“大趨勢”下也會出現某種“小逆流”。民進黨雖已下臺，但不會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會挑撥離間，制造事端，妄圖卷土重來，東山再起。目前他們對兩岸“兩會”的復談，及其所達成的協議，總是說三道四，極盡攻擊之能事，然而滾滾長江水，“畢竟東流去”。

　　筆者認為，改革開放和臺海形勢的關系，說到底就是“發展”和“統一”關系。改革開放為的是“發展”，臺海形勢最后要的是“統一”。改革開放即發展，這不是一般的戰術問題，而是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考慮，是抓住發展機遇期、實現祖國現代化的長遠戰略利益的需要。祖國的和平統一，是可以大大促進兩岸關系的發展的，兩者是統一的，密不可分的。必須把兩岸的和平統一融入兩岸和平發展的大戰略中，在兩岸關系的前進和發展中求統一，在兩岸共同的大發展或改革開放中逐步實現和平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