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四川成都,今年72歲了。解放前,在南充一家繅絲廠當工人,解放后受到黨的培養,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四川省輕工廳、紡織廳、絲綢進出口公司任職。1989年身負重任,帶領“一百零八將”川籍員工,來到深圳一家港資服裝加工廠,并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出任總經理兼黨支部書記。
從舊社會的絲廠童工成長為處級干部,又在知天命之年離開四川,被派到距家鄉千里之外的深圳,在邊陲小鎮的“邊陲小村”大梅沙白手起家。
百多爾時裝公司創立之初,港商派來7人按照香港模式管理企業,企業一開工就虧損數十萬。我是臨危受命當的總經理,當月實現贏利,3個月后工廠徹底扭虧為盈。十多年來,百多爾投資方先后發生變化,但企業始終保持良好業績。時間最緊的訂單,要提前完成;難度最大的產品,要確保質量。而最繁瑣、最難操作的大規模遷廠工程,幾百萬元的設備搬家,我們只花了2500元的車費,連一只燈泡都沒有打碎呀。
這就是深圳速度、特區效益,我們的組織管理效率之高,讓投資方難以想像。1999年三方合資協議到期,投資方回報率超過500%。連著幾年,百多爾規模不斷擴大,工人從當初的“一百單八將”,猛增到500多人。合資港商說“王總是一筆財富”,我聽了自不敢當,但對得起家鄉,對得起深圳,心里踏實。
我認準一個理:不管是什么經濟模式,只要采取恰當的黨建形式,就能為企業贏得經濟和社會雙重效益。1990年,廠里有3個黨員時,我在當地黨委支持下,成立了梅沙地區第一個民營企業黨支部,目前已經發展到24名黨員。百多爾最優秀的員工是共產黨員,各個重要崗位的骨干是共產黨員,此外,還成立了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
在我們公司,多年來不用請保安員、不圍鐵柵欄、不用打卡機,更不會扣壓員工的保證金和證件。為員工購買各種社會保險,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模特隊、秧歌隊經常參加街道、區里和市里的大型活動。我還親自動手,為打工夫妻設計了100多間夫妻房,盡量為他們想得更周到些。
深圳是個好地方,干事創業的大舞臺。如今,我們的產品躋身國內十大女裝品牌之列,更是鹽田的守法誠信納稅大戶。近20年來,從四川貧困地區先后帶出500多名娃娃們,大多數已在百多爾干了十多年,有的待遇再好也舍不得離開。許多人靠打工在家里蓋起房,甚至有了以前從不敢想像的十幾萬存款。(作者:金涌 劉偉 原載《深圳特區報》2008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