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首次吁簽兩岸“和平協議”。將“和平協議”字樣首次寫入中共指導性報告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高度關注。

　　臺灣《中國時報》近日社論指出，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首度寫入“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在語言風格上完成從“終局論述”到“過渡論述”的改變，相當程度上透露了北京對兩岸思維風格的改變，展示了架構兩岸互動模式的全新棋局。社論還說，對北京而言，將“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做為未來兩岸關系的指導框架，包含了諸多不應輕忽的意涵。先就文字修辭部分論，中共領導人過去對兩岸關系的提法，一直維持在“和平統一”、“和平談判”等類似終局狀態的語言風格，而“簽署和平協議”則是首度在語言風格上，改以過程與程序的形式加以論述，這種從“終局論述”到“過渡論述”的改變，相當程度上透露了北京對兩岸思維風格的改變。這種改變同時也表現在另一個層面，即此一倡議不僅積極響應了民進黨所提過的“兩岸簽署穩定互動架構說帖”，也參考了連宋在北京參訪期間所發表的幾個公報內容，也等于說，這個倡議是有在尋求兩岸在這個課題上的最大公約數。

　　有人問“金久皓老師：您作為對兩岸關系有一定研究的青年學者，怎樣評價吁簽兩岸和平協議這一提法呢？”，我認為：

　　胡錦濤總書記首次吁簽兩岸“和平協議” 是歷史進步，是中國大陸領導人在決策思維上的創新突破，對維護海峽兩岸和平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拋棄內戰冷戰思維,爭取和平前景，,尋求兩岸和平之路是海峽兩岸領導人必然的歷史選擇。從1949年前國共內戰到1949年后兩岸軍事對峙至今，這不符合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世界潮流，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擱置歷史爭議，致力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謀求民族和人民利益最大化才是歷史的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