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義達將自己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了“中國姓氏”及“群體遺傳和人口分布”的研究上。他的科研成果，成為許多姓氏尋根問祖的可靠依據，人們從中找到了自己姓氏的起源與演變、分布與遷移，甚至血型特征。
  
　　近日，記者敲開了袁義達位居北京天通苑的家門，聽他講述中國姓氏，談論中國姓氏與遺傳的關系。
  
　　1、姓氏基因里，存在大量生命遺傳信息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朗朗上口的《百家姓》從宋初流傳至今，在我國廣為人知。 
  
　　實際上，我們的先祖使用姓氏可上溯至5000年前的伏羲氏時代，比百家姓的出現要早得多。而把中國人的姓氏與遺傳學聯系到一起，作為一門學科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的。
  
　　中國人的“姓氏”為什么可以同“遺傳”“基因”聯系到一起？袁義達解釋說，人類遺傳是通過染色體進行的，在人類的23對染色體中，只有Y染色體是男傳男、父傳子，是不變的；其他染色體則分別來自父母、一代一代不斷無序稀釋，經過很多代后就可能與先祖不一樣了。Y染色體除極少數發生突變，過多少代也與先祖的一模一樣。中國人一般繼承父姓，其傳遞方式類似人類Y染色體的遺傳方式，絕大多數姓氏屬于以父系方式傳遞的“基因”，每一種姓氏相當于這個Y染色體上的一個特殊遺傳位點。因此，從遺傳學角度看，中國人的姓氏是有遺傳密碼的，它以其特殊的血緣文化記錄了中國人5000年父系社會的進化史，在“姓氏基因”里，存在著大量異常生動的生命遺傳信息。

　　袁義達同時指出，在中國，“改姓”的情況也是一直存在的，如入贅婚姻、隨母姓、避難改姓等等，但在中國人整體中，這些占的比例很低，并不影響原有姓氏在人群中的分布。“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況下改的姓，通常從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傳遞，這樣‘突變’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遺傳的功能。”
  
　　2、姓氏群體遺傳學——遺傳學研究的一個新分支
  
　　最早注意到中國人姓氏與遺傳有關系的并不是中國人自己，而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卡瓦利·斯福扎。1985年，中科院遺傳所突然收到這位世界著名的群體遺傳學家的來信，信中說，你們中國人的姓氏太有意思了，我不知道趙錢孫李是怎么來的，但我知道它們都是父傳子傳下來的，每一個姓氏都代表一個遺傳上的符號，能解決一些遺傳學解決不了的問題。他提出與中國科學家合作，共同開展中國姓氏與遺傳信息的研究。
  
　　為推動這項研究的開展，斯福扎教授多次寫信給中科院遺傳所，還派了一位助手到中國來。袁義達到機場接這位助手，在回遺傳所的路上，這位助手就向他發出了到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的邀請。原來，客人在車上聽袁義達說，早在山西插隊時，自己就曾反復翻閱《康熙字典》，一頁頁認真查找里面的姓氏，摘錄了其中記載的全部2700多個姓，后來又不斷留心看報紙上、書上的人名，補充各種沒見過的姓；“文革”結束后，袁義達的姓氏搜尋重點轉到了《中國人名大字典》、姓氏《溯源》、姓氏《通書》、《宗譜氏系源流》以及地方志、歷史地圖、民族史志等書籍上，四五千冊相關的書把幾個書柜裝得滿滿當當。因為這個搜集中國人姓氏的業余愛好，袁義達立即被邀請到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

　　一年以后，袁義達結束訪問學者的工作回國，姓氏群體遺傳學的研究隨之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我國的遺傳學研究領域中，從此增加了一個新的分支。
  
　　3、中國的每個大姓，都至少有3000年以上歷史
  
　　經過16年的不懈研究，袁義達和他的同事們相繼出版了《中華姓氏大辭典》（1997年）和《中國姓氏：群體遺傳和人口分布》(2002年)兩本書，取得了一系列中國姓氏的研究成果。比如：
  
　　“秦漢時期奠定了中國漢族姓氏世代穩定的基礎。目前正在使用的漢族姓氏有3100個左右，但大約87%集中在100個大姓上，其中97個大姓源自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氏，僅有任、姜、姚三姓出自炎黃時代的古姓。”也就是說，隨便在大街上遇見兩個同姓的人，100次中99次他們的姓肯定都在100個大姓中；而3000多個非常見姓氏僅代表不足15%的人口。
  
　　“至今為止收錄到的中國人古今姓氏已超過2.2萬個。”“中國的每一個大姓都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其中至少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源頭，與周邊少數民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歷史上每一次大的變故和人口遷移都與中國100個大姓人群有關。”

　　“對宋、元、明和當代四個歷史時期的100個常見姓氏的分布進行研究后發現，100個常見姓氏的四條分布曲線吻合十分一致，這說明1000年里中國人的姓氏傳遞是連續和穩定的，中國人的姓氏基因是存在的。”
  
　　“中國地域人群的ABO血型所表現的關系與中國人姓氏所表現的地域人群的親緣關系相一致。”“同是漢族姓氏，卻可以從血緣上分成兩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嶺為界，南北兩地漢族血緣差異頗大，甚至比南北兩地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差異還要大。這從遺傳學角度證明了漢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緣上的完整群體。整個漢族是在與少數民族的逐漸交融中形成的。”
  
　　李、王、張是當代中國人口最多的姓氏，約分別占了人口總數的7.9%、7.4%和7.1%，是當代世界上最大的同姓人群體。占全國人口1%以上的姓氏有19個，除李、王、張外，還有劉、陳、楊、趙、黃、周、吳、徐、孫、胡、朱、高、林、何、郭和馬，歷史上，大約有一半的人口一直集中在這19個姓的人群中。
  
　　在這一個個結論的后面，有國家統計局提供的1982年全國人口萬分之五的57萬個抽樣人口樣本；有310個全國姓氏的樣本抽樣點；有1918年以來的655份有關中國人ABO血型的國內外文獻，其中包括近182萬個中國人的血型數據；還有近千部歷史文獻。經過計算機聚類系統分析后，這項研究還繪制出了100個當代常見大姓的全國遺傳地形圖，每一個遺傳地形圖包括密度分布和頻率分布兩個圖。

　　可以說，目前被廣為引用的中國人姓氏的各種數據，幾乎都出自袁義達和他的同事們的研究成果。袁義達也因此被中華全國鄭氏、羅氏、許氏、譚氏、成氏、楊氏、劉氏、丘氏等總譜編纂委員會聘為總顧問或顧問。
  
　　4、小姓的Y染色體可能只有那么一條
  
　　中國人的姓氏傳遞制度和遺傳學Y染色體理論的一致，為姓氏群體遺傳學的提出和研究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當科學家們通過嚴謹的工作，摸清了中國人姓氏的歷史和分布，繪出了圖譜之后，能不能在一定范圍內對同姓男性人群進行抽查鑒定，例如對眾所周知的中國最為真實嚴格的孔氏家譜中部分男性成員做鑒定，用實證的方法進一步驗證這項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呢？
  
　　對于記者的這個問題，袁義達回答說，目前還做不到，主要原因是“花費非常之大”。他說，用基因來鑒定某個姓是否同族，在理論上是成立的；要做的工作和親子鑒定完全一樣，技術上也是不難的，抽一兩亳升的血就足夠了。但相關的抽樣、化驗需要的人力、經費都不是小數目，一個人就得上千元。
  
　　但小范圍的試驗是有過的。袁先生他們曾到山西的一個村子，找了當地兩個姓的男性各30人，他們都自稱自己的姓是當地土生土長的。研究人員盡量挑選出沒有血緣關系的同姓人，抽取血樣對Y染色體上的某一個基因點位作測試。結果令他們非常高興，其中的王姓Y染色體基因密碼，測試結果全部一樣，表明那個地方的王姓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而且這個祖先也許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了。另一個姓卻查出了3種Y染色體，被判定來自不同的先祖，而且不見得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姓。袁先生說，中國人大姓的Y染色體可能是多樣的，而小姓的Y染色體可能只有那么一條，因為歷史上小姓很少有改姓的。
  
　　5、尋找姓氏遺傳與疾病分布的關系
  
　　姓氏群體遺傳研究在實際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義？不時有人對這項研究提出疑問。
  
　　袁義達說，對姓氏統計的重視，也是對文化的重視。“史學界認為，政史、地方史、祖譜是歷史的三大支柱，而一個姓氏的傳承過程就是一個家的歷史。”“中國人的姓氏和分布是一種含有人類父系社會全部進化信息的、有著相對穩定傳遞性質的資源。許多外國研究機構都想進入我國的這一研究領域，獲取同姓人群家系和少數民族血液資源。通過我們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保護中華民族寶貴的基因資源。對于人類Y染色體進化和多樣性研究也有著重要意義。”
  
　　袁義達認為，這項研究還有助于劃分同姓人群，幫百姓尋根問祖，中國民間流行以修家譜來明示家族關系，如果掌握了姓氏與基因的關系，查一查男性Y染色體上的基因，就可以辨別同姓是否同宗。
  
　　他斷言：“這項研究的產業化應用也是完全可能的。”“這幾年，文化旅游、尋根旅游已在慢慢興起，姓氏研究可以給這些行業提供重要的數據，從而帶動一個新的文化產業的興起。”
  
　　袁義達還告訴記者，他們繪制的姓氏分布圖竟與《中國人口主要死因地圖集》中的疾病分布圖有重疊，因此這項研究還有望幫助人們找出疾病分布與人群的關系。他解釋說，已有研究表明，一個人所患疾病與其遺傳基因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不同疾病可能存在于不同的高發易感人群中。通過研究尋找出某些同姓人群與疾病分布、長壽等的關系，有可能會找到長壽、免疫力與某些姓氏遺傳之間的關系。
  
（來源：新民晚報·新民網）

編輯：齊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