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臺灣“書院”如何“銜接”中華歷史？

　　中新社新北4月27日電 題：臺灣“書院”如何“銜接”中華歷史？

　　中新社記者 楊程晨

　　位于新北市泰山區的明志書院有“北臺首學”之稱，是臺灣北部的第一所書院。所謂“明德惟馨，景行壯志”，書院取“明志”為名，啟示后人志存高遠，“成致遠之器”。

　　院舍原為一進三間的紅磚三合院落，屋頂保留典型閩南建筑特色的燕尾脊，正堂供奉南宋大儒朱熹和書院捐獻者的牌位，兩側對聯引用朱子名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清代鼎盛時期，全臺書院多達60多間，多數奉朱子為師。曾任代理臺灣府知府的鄧傳安記載：閩中大儒，以朱子為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書院教授對象包含貧困學子及準備科舉的生員，旨在“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

　　中國近代史學者、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黃俊杰說，臺灣是傳統與現代激蕩的島嶼，是守護、弘揚中華文明的堡壘。在日據時期，書院成為島內保存中華文明、反帝反殖民主義斗爭的教育據點。

　　“北臺首學”的歷史銜接

　　明志書院外墻仍保留部分從福建運來的紅磚，修復過程中補用了臺灣本地的磚塊，墻面顏色深淺不一。導覽人員呂憲忠說，這就像歷史在墻面上銜接。

　　院外石碑鐫刻著清代閩浙總督楊廷璋嘉許修建“北臺首學”的文字。1763年，胡焯猷、郭宗嘏捐半生產業建明志書院。二人認為臺灣大甲溪以北無學校，慨然貢獻經營所得成立義塾。1781年，書院隨淡水廳遷入竹塹(今新竹)。故后來者提起此書院，便有了“泰山明志書院”與“竹塹明志書院”的分別。

　　書院建立后，臺灣北部中舉士子的數量逐年增加，一度超過同時期其他地區。日據時期，負責中文教育的機構多以地方私塾、書房為主，明志書院的“畢業生們”投入其中，使得竹塹地區的私塾數量冠于全臺。

　　竹塹明志書院原址在1917年毀于一場大火。2001年，新竹市于原址辟建“明志書院停車場”，并以1781年至1895年的教育史跡作文，紀念書院南遷220周年。擁有更久遠歷史的泰山明志書院舊址則在2003年的大雨中坍塌，同年11月，經地方人士奔走，古建的重修工程啟動，并在2005年完工。

　　如今的泰山明志書院在周末及節假日偶設公益課程，免費傳授《論語》、毛筆書法等。呂憲忠介紹，在臺灣教育愈發不重視傳統文化的環境下，來書院上課及參觀的孩子并不多。

　　260多年后的今天，泰山區的許多地名都與“明志”相關，除了能在街面看到的明志路、明志小學、明志里，“北臺首學”成為明志科技大學歷史系學生的必修內容之一，明志書院旁新建的商業地產起名“明志書苑”。

　　民間書房的反殖“抵抗”

　　中國傳統書院是官設府學、縣學之外的另一教育體系。在臺灣，書院介于官學、私學之間，以清康熙時期水師提督施瑯在臺設立的西定坊書院為肇始，初期多為義學性質。臺灣師范大學東亞學系主任、教授張崑將認為，直至臺灣知府衛臺揆建立崇文書院，島內才有了真正意義的中式傳統書院。

　　臺灣的書院于清雍乾時期興盛，以官辦、官倡民辦、民間設立向官方注冊等形式在島內并存。日據時期，日本人提倡所謂公學，不允許臺灣人學習中文，清代官設的府學、縣學及書院等機構遂被廢除。

　　然而，民間社會反抗殖民當局的行動在日本竊據臺灣的半個世紀里從未停止。始建于清代的書院多半被強制改為公學，其原本的民間教育功能被各地興起的書房、義學取而代之。

　　自1900年起，臺灣的書房、義學逐年遞增。日本曾有統計，至1902年全臺書房數量達1800余間，學生超過3.3萬人。時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擔任會長的一研究機構聲言，民間書房與官設公學的學生數量可匹敵，今后應以擴大公學為“急務”。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陳昭瑛研究認為，日據時期民間書房一度不減反增，是“傳統文化的抵抗”，這一現象與當時臺灣社會的整體氛圍相吻合。知名歷史學者潘朝陽說，如連雅堂、丘逢甲、葉榮鐘、洪棄生等人，都是日據時期具有強烈民族情懷的臺灣知識分子，既接受過傳統書院的國學教育，也學習西方先進思想，二者對幫助其形成獨立思考缺一不可。

　　因力量分散，臺灣民間教學終不敵殖民統治的強勢壓制，各地機構逐漸被新式學校取代。張崑將2022年出版的《臺灣書院的傳統與現代》一書統計，時至今日，尚存于臺灣的清代書院僅有20間，大部分成為古跡。他強調，書院多已轉變為宮廟，其中尤以“鸞堂化”“佛教寺院化”最為普遍。

　　當代書院的承繼

　　位于新北板橋的大觀義學，是始建于清代的臺灣“書院”中唯一仍保留功能的地方教育機構。

　　清晚期，為讓來自漳州、泉州的遷臺先民在板橋一帶和睦相處，身為漳州人領袖的林維讓、林維源將妹妹許配給泉州舉人莊正，并在1863年建立“大觀學社”。“大觀”之名源于學社前有大屯山、后有觀音山的對峙之景，而漳州人、泉州人分住兩地。板橋林家借“大觀”一詞寄托“漳泉一家”的意涵。

　　在莊正的主持下，學社廣收漳泉學子。至1873年，學社擴大規模并更名“大觀義學”，漳泉雅士在此定期聚會。為了義學發展，林家還禮聘呂世宜、謝穎蘇等知識分子擔任教席，至光緒年間已出過2名貢生和19名生員。

　　日據時期，大觀義學成為公學校舍。板橋林家在1916年建立公司化運營的大觀書社，并于5年后成立幼兒園。臺灣光復后，幼兒園一度停辦。板橋鎮在1960年倡立“大觀書社管委會”，推薦板橋林家的林熊祥為董事長。三年后，書社從臺北孔廟恭請孔子像奉祀。1967年，大觀幼兒園在原址廂房成立，義學再次發揮教育功能。

　　說到當代書院，張崑將則首推國學大師毓鋆創立的奉元書院。

　　1958年起，毓鋆先生開始在家中為留學生講授儒學經典。他在1971年創設“天德黌舍”從事私人講學事業，1987年改名為“奉元書院”。其講學經史子集數十載，畢生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志業，學生遍及政商學界。

　　身為中華奉元學會(奉元書院)理事長的潘朝陽對中新社“東西問”表示，臺灣當下的教育體系里，有關傳統中國的學問已越來越少。這也是毓鋆老師去世后，一批受過教誨的文化人士仍堅持將書院開辦下來的原因。

　　臺灣“書院”不再提供升學輔導的教學功能。“如毓鋆老師設立的初衷，我們希望為臺灣社會提供浸潤過傳統文化的優秀人才。”潘朝陽說。

　　奉元書院位于臺北大安區一幢樓房內，每周定期開講，最受歡迎的課程已不是純正的公羊學說。書院將老莊與管理學、心理學相結合，將易經融入當代生活，用傳統中國哲人的智慧啟迪現代人的思想。

　　“如今的書院‘在意不在形’。明鄭以來的近400年，中華文化在臺灣向下扎根從未間斷，即便日據時期也不曾萎靡。在臺灣今天的環境下弘揚中華文化，我想這是奉元書院繼續存在的意義。”潘朝陽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