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李秘：和平飯店何以成為兩岸關系發展重要“見證者”？
中新社上海4月26日電 題：和平飯店何以成為兩岸關系發展重要“見證者”？
——專訪上海市公共關系研究院執行院長李秘
中新社記者 繆璐
和平飯店何以成為兩岸關系發展的見證地？上海又在兩岸交流中扮演什么角色？汪辜會談30周年之際，上海市公共關系研究院執行院長李秘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有哪些重要事件在上海和平飯店發生？
李秘：和平飯店是外灘的標志性歷史建筑，也是上海的城市“名片”，距今已有100多年歷史。今天的和平飯店有南樓和北樓兩座建筑。南樓原叫匯中飯店，1908年建成并對外營業。北樓前身是華懋飯店，于1929年建成。
1955年，世界和平大會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會后發表了赫爾辛基和平宣言，遠離戰爭永保和平成為大會主旨。1956年，上海將匯中飯店和華懋飯店合并，改名為和平飯店。
百年來，和平飯店像一位歷史老人，見證了近現代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其中一些與兩岸交流有密切關系。例如，1998年，時任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的汪辜會晤，在和平飯店和平廳舉行。
2014年2月，時任臺灣方面大陸委員會(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率團訪問大陸。即將回臺灣前夜，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邀請王郁琦一行在上海和平飯店茶敘，雙方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話別。也是在這里，雙方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于臺灣再次會面。當年6月，張志軍實現訪臺，這是1949年以來大陸對臺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首次踏上寶島的土地。
中新社記者：選擇上海與和平飯店作為兩岸交流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其中深意何在？
李秘：汪辜會晤和“張王會”都選擇在和平飯店，與歷史上上海與臺灣的特殊連接有關。
近代以來，上海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也是對外交通的重要樞紐。1949年，國民黨當局退踞臺灣，上海成為最重要的出口之一，交通方式以海運和空運為主。
這些退踞臺灣的大陸人，除了國民黨當局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外，大多是地主、商人、學生。他們在融入臺灣當地社會的同時，也帶去了大陸的文化習慣，尤其是不少國民黨高官、文化名流、商業家族到臺后，把上海的商業模式、海派文化、生活方式都帶了過去，令臺灣社會天然存在著一種“上海情結”。這不僅是臺灣的歷史記憶，也成為滬臺之間重要的記憶連接。
除了臺灣社會的“上海情結”外，汪辜會晤和“張王會”都選擇和平飯店，又與和平飯店在國共關系歷史上的獨特地位有關。
1911年，孫中山先生赴南京，途經上海時，出席了上海各界在和平飯店舉行的歡迎大會。這次歡迎會上，孫中山提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著名口號。
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特使越飛在和平飯店簽署了《孫文越飛宣言》。宣言里，蘇聯表示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孫中山也公開確立了聯俄政策。因為有了這個宣言，后來才有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
可以說，第一次國共合作實際上是在和平飯店孕育形成的。因此和平飯店是國共合作的歷史見證，也是兩岸對話的歷史見證，在兩岸關系中扮演了獨特作用。
中新社記者：汪辜友誼體現了兩岸怎樣的情感聯結？
李秘：汪辜會談最大的意義是打破了兩岸不談的僵局，結束了臺灣當局長期堅持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兩岸中國人可以坐下來，通過平等協商的方式解決彼此分歧。另外，汪辜會談客觀上也促成了臺商到大陸投資的熱潮，推動了兩岸經濟連接。從這個意義上說，汪辜會談是兩岸關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一生只見過兩次面，卻一見如故，發現彼此的閱歷、學識、興趣愛好都很相稱，所以一直惺惺相惜。
辜振甫先生喜歡京劇，對中華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據說他鍛煉身體的秘訣，就是一個禮拜唱兩次京劇，增加肺活量。而汪道涵先生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也很深，雖不會唱京劇，但也喜歡京劇。且兩位老先生都喜歡京劇演員李寶春。
汪辜會晤時，作為京劇資深票友的辜振甫即興清唱了《洪羊洞》《借東風》等京劇選段。《洪羊洞》說的是為國守疆的故事，第一句便是：“為國家哪何曾有半日閑空……”一句唱詞點出了兩人心意，但又沒有完全說破，可謂心心相印，意味深長。
1998年上海會晤之后，因政治形勢變化，兩人難以見面，但不時托友人互贈禮物，以寄思念。有一年，汪道涵先生把一個竹筒寄給辜振甫先生，旁人不得其解，辜振甫卻一目了然：此為盛筷子所用，“筷筒”即“快統”之義。辜振甫也回贈一竹制筆筒，取“必統”之諧音。這種中國士大夫式的儒雅交往，給處于“冰凍”的兩岸關系增添了一份暖意。
這充分說明，“中國式浪漫”只有中國人才懂，兩岸雖在政治上有分歧，但不妨礙兩岸文化交往，更不妨礙相互理解，達成心靈上的默契。
中新社記者：連戰、朱立倫、郁慕明、夏立言等臺灣知名人士來訪大陸時，上海都是其必選一站，上海在兩岸交流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李秘：自1987年臺灣開放兩岸探親后，上海一直在兩岸關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個角色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上海是兩岸交流的主力軍；上海是對臺工作的排頭兵。
上海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也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經濟社會發展達到了較高水平。對很多臺灣同胞來說，進入上海，就是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因此，他們都愿意把上海作為“登陸”第一站。
上海及其周邊是臺商臺胞的重要聚集區，兩岸首班春節包機是從上海起飛的，海峽兩岸空中雙向直達航路開通儀式也在上海舉行。“上午來上海開會，下午回臺北吃晚飯”的兩岸一日生活圈成為現實。
臺灣同胞到上海，以經濟社會交流為主，相對來說受外部因素的影響會小一些。兩岸關系好，臺企臺胞愿意到上海來做生意，兩岸關系緊張，上海與臺灣的交流也不會斷。新冠疫情期間，兩岸很多交流活動都中斷了，但上海與臺北之間的“雙城論壇”仍每年堅持召開。
上海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決定了其政治色彩相對柔和，因此中央經常賦予上海一些重要任務。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果直接去北京不方便，或時機不成熟，就會把上海作為訪問的重要地點。
此外，上海的主力軍和排頭兵角色也離不開上海市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積極努力。2015年，上海率先出臺《上海市臺灣同胞投資權益保護規定》，給予臺胞“市民待遇”，這在全國是首創。2018年，為落實國臺辦等部門出臺的“31條惠臺政策”，上海最早公布55條具體實施辦法。
總體上，上海在對臺工作中擔任重要角色，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有上海本身的優勢，滬臺兩地的密切聯系，中央賦予的任務，也有上海在對臺工作上的努力和探索。
中新社記者：上海未來還可以在兩岸交流中發揮什么作用？
李秘：過去近40年，上海在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站在新起點、新征程，上海應承擔更重要的任務，也能發揮更大作用。
上海要成為向臺灣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窗口。未來五年，上海的發展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其中的關鍵，就是走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在此過程中，一定會有許多新的經驗做法，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將進一步展現。這給上海對臺工作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要爭取更多臺灣同胞到上海參訪、工作和生活，讓他們通過上海了解大陸，了解社會主義體制，逐步化解對大陸的一些偏見和成見。
上海要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示范地。最近幾年，上海在促進臺胞融入方面不斷探索，形成了一些創新做法。比如推動臺胞參與社會治理、加強系統化能力建設、講述臺胞的上海故事等。未來還需要探索新做法，形成新經驗，讓上海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最佳示范地，形成一些可復制推廣的經驗做法，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發揮更大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李秘，1973年生，政治學博士。2004年進入上海東亞研究所，開始進行臺灣問題研究。2012年加入上海市公共關系研究院，現擔任上海市公共關系研究院執行院長、研究員。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全國臺灣研究會理事、上海海峽兩岸研究會理事、上海市公共關系協會理事等。主要從事臺灣政治和兩岸關系的相關學術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