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 庶民與臺灣政治漂移
《兩岸關系》雜志社編輯郝沛然、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主任仇開明研究員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0月號發表專文《“流寇”、庶民與臺灣政治的“漂移”》，作者認為：近二三十年來，臺灣政治發展偏離了應有的正常軌道，與基層庶民嚴重脫節，違背了多數人要生存、求發展的樸素愿望；相反，它表現為各種形式的變態與異化。隨著國、民兩黨“完全執政”的先后失敗，臺灣經濟社會不斷向下沉淪，多數民眾期冀的美好生活遙不可及，“特定階層”終于忍無可忍，帶著“迷惘、失落、憤懣不平”，將希望寄托在懂庶民、接地氣、拼經濟的韓國瑜身上，最終匯聚成聲勢浩大、持久不滅的“新流寇運動”。島內各政黨和政治人物只有明了和把握這一最新民意脈動，只有真心實意為民眾謀福祉，才能得到民眾擁護，才能在未來政治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
文章內容如下：
歷史上，“流寇”被統治階級用來形容到處流竄的“叛亂者”；他們行蹤不定，攻城略地，稍有戰績便驕傲自滿、縱欲享樂，最終難免失敗結局。近期，這一略顯古舊的詞匯以嶄新的面孔出現在臺灣，并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然而，它不再具有負面的涵義，而是代指那些生活在基層、渴求改變的廣大庶民。
一、“新流寇運動”與“特定階層”
（一）“新流寇運動”折射出臺灣政治板塊移動，吹響“改朝換代”的號角
去年“九合一”選前，以“庶民代表”自居的韓國瑜掀起席卷全臺灣的“韓流”，不但將其自身推向人生的一個高峰，而且帶動國民黨氣勢大漲、一舉攻下15個城池，締造了“庶民翻轉臺灣”的傳奇。今年以來，“韓流”持續發威，韓國瑜聲望居高不下，一度超越幾乎所有島內政治人物。韓國瑜在島內各地的競選活動也極大地震撼了臺灣政壇。對此，綠營背景的臺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表示，韓國瑜從去年“三山造勢”開始橫掃高雄，肆虐民進黨大本營，半年間“北伐、東征、西討”，所到之處人頭攢動，可稱之為“新流寇運動”。他還認為，“這個詞的精神基礎脫離不了民粹主義，社會基礎是迷惘、失落、憤懣不平的跨黨派中產及中下階級群眾”。換言之，“中產及中下階級群眾”這一“特定階層”是“新流寇運動”的參與者與真正的造就者。無獨有偶，臺灣中評社從另一角度詮釋了“新流寇運動”，其社論稱臺灣政治板塊出現大位移，民進黨基本盤被松動，原本一貫支持綠營的臺灣中南部民眾，農、工、小販等中低階層，以及年輕人改變了政治取向，改為支持韓國瑜或柯文哲。而這恰恰是島內政黨輪替的前奏。
（二）“新流寇運動”與政治板塊移動均是臺灣政治出現“漂移”的結果
無論是“新流寇運動”的興起還是政治板塊的變化，均與臺灣政治的“漂移”密不可分。所謂“漂移”，是指近二三十年來，臺灣政治發展偏離了應有的正常軌道，與基層庶民嚴重脫節，違背了多數人要生存、求發展的樸素愿望；相反，它表現為各種形式的變態與異化。隨著國、民兩黨“完全執政”的先后失敗，臺灣經濟社會不斷向下沉淪，多數民眾期冀的美好生活遙不可及，“特定階層”終于忍無可忍，帶著“迷惘、失落、憤懣不平”，將希望寄托在懂庶民、接地氣、拼經濟的韓國瑜身上，最終匯聚成聲勢浩大、持久不滅的“新流寇運動”。
二、“特定階層”的分配弱勢與庶民的擴大
（一）“特定階層”在利益分配中長期處于弱勢
進入本世紀后，臺灣經濟低迷不振，增長緩慢。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卻加速擴大，1998年，臺灣最富有的5%與最貧窮的5%的平均收入相差32倍，到2018年，已變為104倍。在此背景下，多數民眾薪資出現“滯漲”。2000年至2014年，就業者平均月薪僅從34133元新臺幣（下同）漲至35986元，漲幅極微，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情形下，處于實質倒退狀態。就“特定階層”而言，貧困問題更為明顯。一是青年群體普遍收入低，起薪“22K”成為長期難以克服的問題，迄今仍有相當比例的青年月收入低于2.3萬元。此外，青年失業率也出現逐年攀升的趨勢，據統計，2011年以后大學學歷以上的失業率甚至超過總失業率。二是勞工多數屬于低薪階層。收入低于2.3萬元的低薪階層主要集中于農林牧漁工作者、底層勞工等弱勢群體。近十幾年來，臺灣受雇者經常性工作收入平均每月3.3萬至3.6萬元，八成受雇者收入在5萬元以下。以2017年為例，月收入達5萬元以上者僅占18.94%。
（二）“特定階層”人數不斷增多，階層結構一定程度上已然固化
首先，“特定階層”在臺灣社會居相對多數。目前，農林牧漁工作者達50.6萬人，占勞動人口的4.43%；勞工人員達351.7萬人，占勞動人口的30.7%。其次，隨著臺灣產業結構的調整，服務業者人數持續升高，貌似中產階層數量有所增長，但多為銷售和服務人員等，處于就業人口平均收入的中低區間，事實上掉入工農階級和弱勢群體的隊伍里，故中產階層總體處于下沉趨勢中。再次，由于臺灣社會經濟從產業格局到就業者收入都出現停滯，不同階層很久未出現較大規模的移動，階層結構已呈現一定程度的固化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