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踅伏大陸二十年的臺灣“代工王”郭臺銘被曝：其屬下的富士康集團女工月薪只有400元，低于深圳市最低薪資標準30%，即所謂“虐工門”事件。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些年郭臺銘在大陸的各項捐贈善款加起來已超過5億元人民幣。如何解釋企業家的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假設把部分捐款用來提高員工收入會怎樣？“發展是一種癮，欲罷不能”，降低成本和捐贈造勢都是為了企業發展，并不矛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循環就是企業家存在的價值。
郭老板并不吝嗇 主動付雙倍薪水
一位臺商在2003年時曾經給筆者講了一個郭臺銘如何用人的故事。
他的一個朋友到鴻海應聘某職位，最后一關是面見董事長郭臺銘，當談到薪水時，郭問你期望多少？應征者拿出隨身攜帶的計算器，算了半分鐘后抬起頭說：15000(折合人民幣)吧，郭說月薪30000，年底還有紅包。就這樣結束了面談。這位新員工帶著對老板的感激和興奮走馬上任，但是半年以后，他還是覺得鴻海的工作強度和嚴厲的管理方式讓他有點吃不消。他對那位臺商朋友說“在鴻海工作就象一條狗”，經常深更半夜被老板的電話叫醒，然后像軍隊上的緊急集合一樣，在幾分鐘內整裝完畢趕往廠區會議室參加老板主持的會議。鴻海的一家上游供應商，某跨國芯片企業中國區總經理談到鴻海時只有一句話“鴻海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嚴厲的企業。”
見諸媒體報道的一件事是：2005年鴻海宣布30億美元鳳凰計劃，郭臺銘為尋找光通訊人才開出了千萬元的年薪，此舉震動了科技界。顯然，郭臺銘并不是吝嗇的老板。
這樣的故事與鴻海在內地的富士康生產線女工400元的月薪聽起來似乎太不相干，但兩者都是事實。
郭臺銘累計在大陸捐款5億多元
像臺灣很多知名企業家一樣，郭臺銘也是因節約和摳門而出了名的，在郭臺銘看來，若要致富就必須從每一個細小的地方節省資源，不浪費就是致富的基礎。他的辦公桌是幾張會議桌拼湊而成，座椅原本是一把用了十幾年的鐵椅子，后來在醫生建議下才換了新椅子。有人總結說，鴻海賺錢的秘訣就在一個“省”字。
上班時間，公司走廊的燈間隔著亮；午餐時分，用餐者辦公室的燈一律熄滅。會議室基本沒什么裝飾，地毯也是最便宜的。
既不喜歡花錢享受，又不喜歡出名，郭臺銘這么拚命為什么?郭對此的解釋是：我比較有興趣把錢花在為大眾的領域，為弱勢團體做些有意義的事情。
在臺灣，在郭臺銘的倡導下臺灣較大的企業集團都至少設立三四個基金會，如富邦集團就有3個基金會，每年投入10億元新臺幣左右的基金，其中在臺北市推行的“自立計劃”，主要是幫助低收入者尋找工作機會。基金會保證，只要一年內低收入者可以將一定數額的收入存入銀行，基金會就獎勵同等金額，一直到他們不再是低收入者為止。
在大陸，郭臺銘自1988年在深圳創辦富士康公司以來，至今累計捐款逾人民幣5億元。他主要的捐助對象是山西和清華大學，郭臺銘祖籍山西晉城澤州縣南嶺鄉，他多次回鄉，1994年起，先后三次捐款1550萬元，為家鄉修路、引水、發展教育事業。 1999年，郭臺銘捐贈200萬元，設立愛物獎學金，專門用來資助晉城市家境貧困、品學兼優、當年考取大學的高中生。2005年5月，郭臺銘回鄉向南嶺捐款3568萬元，修建學校、捐款愛物中學。當年11月，他再返家鄉，這次捐了1500萬元。2002年郭合銘向清華大學捐資3億元人民幣，于2003年7月建成清華——富士康納米科技研究中心。最近其向中華骨髓庫捐款一億零三百八十五萬元人民幣，用于骨髓庫的擴容。
市場供需決定薪資
郭老板即然如此有善心，為何不把捐贈的錢用來提高員工收入呢？那些生產線上的打工仔打工妹不就是身邊的弱勢群體嗎？
對此，一位業內分析人士指出，對企業家而言，“發展是一種癮，欲罷不能”，降低成本和捐贈造勢都是為了企業發展，并不矛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循環，就是企業家存在的價值。他解釋說，通過捐贈，企業家可以獲得聲譽上的積累，可以在與政府打交道時得到很多好處和回報。
另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資本不用來賺錢就是罪惡的”。富士康事件之所以引起極大關注，源于一個慣性思維，好企業就應該高薪水。中國有400元薪水的企業少嗎？為何就盯上了富士康？因為企業做大了，有名了。郭臺銘在日本回應富士康虐工門事件時亦表示“樹大招風”。
富士康對媒體“血汗工廠”報道的回應更能體現這種思維上的差異：“很多人擠破頭都想來富士康”，說的是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換言之，如果企業能夠花400元從市場上找到一位合格的工人，就不會花500元，對高級科技人才的高薪亦然。
行文至此，筆者突然想起二戰時某位著名將軍說的話：我讓士兵上戰場的時候，我會把他們想象成一堆螞蟻，而不是人。因為我一想到他們有妻子、孩子、父母，我就不忍心讓他們去送死。將軍的話印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慈不帶兵”，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在企業家的眼里，那一天到晚趴在生產線上的員工是不是一個個用來制造產品和創造利潤的螞蟻？
（來源：《世界商業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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