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09年，人們再次見證了黨和政府的反腐決心：多位省部級高官“落馬”，查辦職務犯罪案逾3萬件，制度建設不斷推進。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設擺在重要位置”，“要把查處違法違紀大案要案，作為反腐敗的重要任務”。
兩會前夕的網絡調查顯示，反腐敗依然是人們關心的熱點。代表委員表示，反腐敗取得的成績固然讓人欣喜，但更要保持警醒，認清反腐倡廉建設面臨的嚴峻形勢。
制度建設是反腐關鍵
加快編織中國反腐敗制度體系
2月23日，《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印發實施。由“試行”到“轉正”，《準則》對廉潔從政做出更為細致、縝密的多項規定，這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最新成果。
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崔偉代表介紹，安徽省檢察機關去年查處1260多件職務犯罪案件，幾乎每一案件都暴露出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他認為，制度不健全、存在漏洞和缺陷的問題還比較嚴重，與“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目標仍有距離，最大限度減少體制障礙和制度漏洞是當前的重要任務。
江蘇省南京市政協主席繆合林委員表示，在新的歷史時期，反腐敗如果僅著力于案件的查處、單純強調思想教育和自律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從制度上構建遏制腐敗的堤壩，才能有效防治腐敗。
山東省青島市政協主席孫德漢委員認為，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積極探索新學科、新技術、新知識與制度建設有機結合的途徑和手段，高度重視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在反腐敗中的作用。
制約和監督權力是反腐核心
發揮群眾在懲治和預防腐敗中的積極作用
2009年，河北唐山110位處長公開“曬權”，把政府部門的權力公示，接受群眾監督，在人民網年度“十大地方新政”評選中，被網友評為第一。
內蒙古政法委副書記陶建代表表示，如果權力失去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即使權力掌握在好人手里，也無法保證權力永不被濫用、不被用來謀取私利。“用權必須受制約。” 崔偉代表則強調，從安徽省查辦的案件看，被查出的相當一部分是部門、單位的“一把手”。分析原因，與權力相對甚至過度集中、缺乏監督有相當關系。但在現實中，依然存在上級難以監督、同級不愿監督、下級不敢監督的現象。
孫德漢委員說，黨和政府對權力的運行結構意見很明確，即將權力適當劃分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大部分，使決策職能、執行職能、監督職能由不同部門獨立行使，努力形成不同性質的權力既相互制約、相互把關，又分工負責、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
受訪的代表委員建議，從信訪舉報中發現腐敗案件線索，拓寬群眾參與反腐倡廉工作渠道。陶建注意到，繼2008年開通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統一舉報電話之后，2009年又開通了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進一步拓寬了信訪舉報渠道。他說，需要健全網絡舉報和受理機制，發揮群眾在懲治和預防腐敗中的積極作用。
取信于民關鍵在懲治腐敗
加強執行效力 降低制度彈性 讓腐敗分子受到應有懲處
堅決懲治腐敗是反腐敗的利劍，對腐敗分子絕不手軟是黨和政府一貫的立場和原則。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回顧2009年工作時指出，去年全年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191件、重特大瀆職侵權案件3175件；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670人。
崔偉代表強調，“必須嚴格依紀依法，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把案子辦成鐵案，讓腐敗分子受到應有的懲處。”
他提出，漏過一個腐敗分子，可能使一千個人產生僥幸心理。有效震懾腐敗分子，一方面在于要讓已經被揭露的腐敗分子依法受到嚴懲，另一方面，更要提高腐敗行為的被懲治率，從而打消一些人認為被懲處的腐敗分子是“東窗事發、運氣不好”的錯誤觀念。
內蒙古多倫縣水泉村黨支部書記丁瑞蓮代表說，目前反腐敗的各項制度和措施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健全的體系，目前需要加強的是執行效力。
繆合林委員說，反腐敗的規章制度不少，但官員落馬并未減少。一些看似嚴厲的法規制度，由于其可行性、操作性不強，給腐敗分子鉆了空子。這就要求將制度中的彈性降至最低，人為操作的空間壓至最小，最大限度堵塞漏洞。他說，要對制度決策主體、執行主體、監督主體明確細化，更要明確三者之間的關系和責任，各負其責，制定相關的問責制。如此，制度才能成為有約束力、有執行力的剛性制度，真正靠制度來管住人、管好事。 （記者 李章軍 劉維濤 何 聰 賀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