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外交(cyber diplomacy)，是奧巴馬入主白宮后美國國務院主推的外交新理念。相對于政府外交、軍事手段和傳統公共外交，網絡外交契合了當今信息科技發展的最新趨勢，被美國政府視為“21世紀治國方略”中的新式“武器”。
被綁上美國外交戰車的互聯網
狹義上，網絡外交是指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推動公共外交，其典型案例包括西方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制造顏色革命、2009年伊朗總統選舉后導演政治動蕩等。美國新推出的網絡外交，其涵蓋范圍更加廣泛，包括了網絡安全、互聯網自由、互聯網治理、互聯網創新的軍事運用及經濟增長五方面內容。
早在互聯網問世之初，1995年7月17日，美國國防部就完成了《對互聯網的戰略評估》報告，列出互聯網的7種戰略功能：政治作用、情報搜集與反搜集、決策支持、公民社會支撐、進攻性使用及沖突狀態下的信息溝通。其中“政治作用”明確指出可利用互聯網對美國認定的非民主政權進行挑戰；而所謂對互聯網的“進攻性使用”更指出可通過互聯網散布錯誤信息，誤導受眾，誘使其做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行為。
“9·11”事件后，美國政府認識到，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應對國際體系力量變化與全球網絡空間變幻。由此，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辦公室組建了21世紀治國方略項目組，在美國戰略司令部下組建網絡司令部，在白宮設置總統信息安全協調員，最終形成了新一代網絡外交戰略理念。
美國利益決定“互聯網自由”
美國網絡外交所要追求的目標，分為兩個基本層次，最低層次的目標是保護美國基礎設施的安全。自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之后，美國經濟、社會的運轉日趨依賴于各種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正常運轉。其典型代表就是供電網絡的中央控制系統。美國擔心形形色色的黑客，可以通過攻擊美國的電力控制系統來“關掉美國”。為消除這種威脅，必須采取必要措施消除黑客襲擊的源頭，所以“安全”是美國網絡外交要追求的基礎目標。
美國網絡外交的高層次目標是建立對網絡空間的主導權。這種主導不僅指控制支撐互聯網的關鍵物理設施，如頂級地理域名服務器，還要塑造網絡空間行為準則，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網絡空間行為準則。對此最典型的表述就是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第二次互聯網自由演說，即區分所謂“正確與錯誤的互聯網自由”，而其評判標準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非政府組織、公司、個人用網絡平臺，挑戰美國認定的非民主政權的權威，就是正確的互聯網自由；像維基揭秘網站那樣，曝光類似美國政府隱瞞在伊拉克屠殺平民等內幕的，就是錯誤的互聯網自由。
“雙重標準”體現冷戰思維
上世紀80年代未來學家托夫勒曾預言，信息技術將促進主權國家權力轉移。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強大如美國，也無法憑借一己之力，塑造整個網絡空間的行為準則。
就在最近，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某中文媒體刊發文章，討論如何在大國間避免網絡戰爭與沖突。文章大談構建信任，避免因為攻擊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引發大國沖突，卻回避了美國準則可能對其他國家帶來的安全威脅。這正是美國“雙重標準”的目標：美國無需為自身信息安全擔心，卻可以盡情享受由所謂“信息自由流動”損害他國安全而帶來的巨大利益。
坦率說，互聯網基本不可能被單一國家主導和控制，謀求這種主導和控制的后果，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世界發生的，可能是一場更加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的序幕。要適應這種變化，不僅需要技術的進步，更需要安全觀念的變革與創新，而不是用信息技術的新瓶子，去裝冷戰時代留下的舊酒。(沈逸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