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消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10月10日發表文章，題目是“論金融危機政治”，作者是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拉杰·德賽。文章說，美國最近的經濟變故不禁令人感嘆，金融危機終將演變成一場政治事件。本文作者通過考察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后的變化，提出美國應該學到的教訓。文章摘要如下。 

　　10月10日，在英國首都倫敦，參加反對救市示威游行的青年學生與警察發生沖突。一些倫敦市民和學生當天在倫敦金融街舉行反對政府救市示威游行活動，并打出“反對資本家”、“我們為什么要為他們制造的危機埋單”等標語。當日倫敦股市出現大跳水，《金融時報》100種股票平均價格指數跌幅高為8.85%。 新華社/法新

　　縱觀20世紀90年代，動亂和競選活動伴隨著全球新興市場的金融動蕩。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均發生了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牽頭的調整計劃的群眾抗議活動。1998年，俄羅斯的金融危機吸干了國內對葉利欽的支持。在巴西，在雷亞爾貶值之后，一場卡車司機大罷工導致了全國主要公路癱瘓。2001年底，在阿根廷，示威者與警方之間的一系列暴力沖突迫使德拉魯阿總統逃離首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102個國家發生的124起“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進行了調研，我們可以從這些國家的經歷中吸取某些教訓。

　　首先，危機并不總是導致政府崩潰，但政府改組可以降低復蘇成本。

　　 20世紀90年代，若干金融危機事件促成了政府改組，其中有幾次還導致了政權垮臺。韓國、阿根廷和巴西，特別是捷克、波蘭和土耳其，貨幣問題發生后，當時在任的政府在選舉中均被趕下臺。在非民主國家，比如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在任政府則失去了對權力的掌控。1 9 9 4年至2 0 0 0年，在墨西哥的幾個州，有一批反對黨人陸續當選州長，最終為比森特·福克斯贏得大選并結束80年的一黨執政奠定了基礎。在印度尼西亞，在大米和柴油漲價而引發的暴動中，執政30年的蘇哈托政權于1998年走向終結。但政治變革并非普遍準則：統計數字顯示，在所考察的危機事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在危機爆發三年之后政府發生更迭。然而，政府發生變化的國家最終都出現了形勢好轉。

　　第二，重樹信譽可能與重獲償還債務能力一樣艱難。

　　除了政治動蕩之外，金融崩潰還孕育著政策不確定，這對經濟復蘇前景可能更為有害。動蕩和不確定因素是不一樣的。前者是指政府頻繁變動，在極端情況下它當然可能危及復蘇前景。而不確定因素則有可能在政府穩定的情況下存在，而且很可能在金融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情況下存在。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投資者、儲戶和企業家都抱怨政府未兌現金融改革承諾，政策實施不力，或是被隨心所欲地解釋，因而導致不可預測的頻繁變動。重新確立政府行動的信譽，讓投資者相信他們的承諾不會取消，這可能需要全面的機構改革。

　　第三，政府將無力保護最易受傷害的群體。

　　在三分之二的危機中，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和緊縮措施導致持續三年多的工資和收入下降。當然，由此產生的財政緊張影響到了最嚴重依賴政府資助的家庭。在拉美，危機常常榨干了最貧困的人口。在亞洲，則是所謂的“奮斗階層”深受打擊，即中低收入但迅速上升的家庭，又被重新打回貧困階層，至少是暫時打入。

　　第四，強烈反對并不一定意味著回到左派立場，可是持中間偏左立場的政府很可能對經濟崩潰起到限制作用。

　　鑒于最易受傷害的群體人數要多于免受傷害的人數，也許人們會以為在左翼運動復活之后，將會出現強烈的反對市場運動。雖然系統性金融危機可能為左翼力量若干年后抬頭奠定基礎(拉美21世紀回歸左翼就是一個例子)，可是危機過后立即出現左翼運動的證據仍然微乎其微。在121次危機事件中，只有32次政府的確在危機發生后的三年之內出現左傾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