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代孕不能輕言“放開”

　　河南 史洪舉

　　既要禁止非法代孕行為，又應考慮到生育障礙患者渴望擁有下一代的心愿，從法律監管程序上予以分別對待

　　□　汪昌蓮

　　二孩政策全面放開以來，不孕不育成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北醫三院婦產科主任醫師王麗娜建議，適當放開代孕準入，但要防止商業代孕。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認為，代孕要有“剎車”，不能任意行駛(2月3日《人民日報》)。

　　長期以來，我國法律對代孕是明令禁止的。早在2001年，原衛生部就出臺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2016年1月1日，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新增規定：“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對此，曾有人大代表建議，“禁止代孕”可改為“規范代孕”。這次有專家呼吁“放開代孕”，可以說是舊話重提。

　　問題是，“規范代孕”也好，“放開代孕”也罷，均與我國現行法律相悖；同時，也不可將輔助生育技術與非法代孕行為混為一談。殊不知，兩者具有本質區別。輔助生殖技術是指通過對卵細胞、精子、受精卵、胚胎的操作處理，最終達到治療不育的系列技術，如目前被普遍使用的試管嬰兒技術。而所謂的代孕，通俗地講，就是“借腹生子”，把代孕者的卵子與購買方的精子結合成受精卵，在代孕者的子宮完成整個孕育過程并順利生產。這樣一個在醫學上尚存爭議的過程，被一些人鉆了法律空子，從而變成了一種牟利手段，也有一些女性受利益驅使，選擇做“代孕媽媽”。

　　然而現在人們的觀念中，“借腹生子”一直是違背人倫道德的行為。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父母身份的確認。因為孩子是“代孕媽媽”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其已經把孩子當成了自己親生的，盡管一些代孕協議中明確規定“代孕媽媽”將與孩子永不見面，但是，這種血脈相連的母子之情割舍得了嗎？這無疑為今后的道德倫理糾紛埋下了禍根。就目前來看，一些代孕糾紛頻發，不僅讓當事人陷入道德困境，而且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可見，對于代孕，不能輕言“放開”。相反，就禁止代孕行為而言，只能加強，不可削弱。當然，一項新技術的誕生，社會各界應關注對其監管的跟進和同步，而不僅是在倫理上的指責和對法律缺位的抱怨。我們既要禁止非法代孕行為，又應考慮到生育障礙患者渴望擁有下一代的心愿，從法律監管程序上予以分別對待。然而，對輔助生殖技術和代孕行為的規制，僅依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衛計部門的諸多部門法規，顯得既龐雜又針對性不強。但是，有關部門不能放著現有的法規不用，去坐等國家頒布專門的法律。因此，對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既要加快立法規范，更要加強嚴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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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綜合考量

　　對于代孕問題，不是放開或禁止那么簡單，而應綜合考量醫療技術、倫理關系、社會管理等各種因素。即便考慮放開代孕，也應有序推進，嚴格限制代孕門檻和條件。一是嚴格禁止商業代孕，將其定性為公益范疇而非商業范疇。二是應采取隨機抽取代孕人的方法，限制隨意選擇代孕人。同時還應注重倫理監管和技術監管。

　　河南 史洪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