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農民“因婚致貧”：拿幾十年積蓄甚至舉債結婚

　　每年臘月，是不少農村地區結婚的“高峰期”。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農村婚嫁成本大幅上升，許多農村家庭拿出幾十年積蓄甚至舉債結婚，還有一些貧困戶“不能丟面子，借錢隨份子”，導致“因婚致貧”“隨禮返貧”等現象在農村屢見不鮮。

　　結婚幾乎沒有“不拉饑荒”的

　　記者近日在魯北農村采訪時，正好碰上在給兒子辦婚禮的老王，“所有費用算下來，兒子結婚花了二三十萬元。家里拿不出這么多錢，只好找親戚朋友借了十來萬元。”

　　老王說，訂婚時“萬里挑一”，花費1001元；結婚彩禮“三家一起發”，花費31800元；還買了一部十五六萬元的轎車，以及婚宴、金首飾、家電等花銷七八萬元。“兒媳婦還沒有要城里的樓房，要不再有30萬元也打不住。”

　　陶元豐今年76歲，曾擔任村干部40余年。他告訴記者，除了特別有錢的戶，農村結婚幾乎沒有“不拉饑荒（不負債）”的，有些“饑荒”七八年也還不完，因婚致貧、因婚返貧現象在不少農村并不是極端個案而是較為普遍。

　　山東一個地級市文明辦調研發現，農村一場婚事辦下來，買房買車送彩禮擺宴席，得花20萬左右。按照當地去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計算，相當于一個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債務，甚至因婚致貧。

　　此外，還有一些農民給親戚朋友結婚隨禮也不堪重負。“我一年純收入15000元左右，每年光紅白事 份子錢 就要花去1萬余元，大部分是結婚隨禮。”陶元豐說。

　　其中，一些貧困戶也不得不“隨行就市”，甚至借錢隨禮，使原本窘迫的家庭經濟狀況雪上加霜。魯南部分農村貧困戶告訴記者，雖然貧窮，但“臉面還是要的”，親戚朋友結婚不能不去，至多是“別人拿一千，我拿一百”。即便這樣，本就不多的收入一大半都交了“份子錢”，手頭不寬裕了還要借錢隨禮。

　　被陳規陋習裹挾的“甜蜜負擔”

　　近年來，隨著農民的“錢袋子”越來越鼓，結婚相互攀比、鋪張浪費之風在一些農村地區也愈演愈烈。

　　以彩禮為例，從早些年“見見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漸上漲至“千里挑一（1001元）”“三家一起發（31800元）”，進而上漲至“萬紫千紅一片綠”（一萬張5元鈔票、一千張100元鈔票和若干張50元鈔票）、“一動不動”（一輛汽車、一套樓房）、“三斤三兩”（三斤三兩重的100元鈔票）等。

　　社會學專家、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周孝正認為，農村婚嫁成本過高，背后是農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現實，“嫁娶資源”失衡，必然帶來對“稀少資源”身價的抬升。同時，也反映出部分農村貧困的現實，越是貧困地方的農民，越想通過索要“天價彩禮”一夜暴富。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說，農村高價結婚彩禮以及婚喪大操大辦，不僅是社會風氣問題，而且是影響農村社會總體穩定、阻礙農民徹底脫貧致富的重大問題。大量存在的農村離婚糾紛、民間借貸糾紛，始作俑者多為高價彩禮、大操大辦。另外，被婚禮嚴重透支的家庭經濟讓父母重新返貧，導致其在年邁體衰的境況下病無可醫、老無所養。

　　山東省臨沂市一項調查顯示，對于婚禮大操大辦，其實多數群眾表示自己并不情愿，這樣做主要是怕被別人笑話、沒面子，實屬被不良習俗裹挾不得已而為之。其中，有79.7%的村民認為開展紅事移風易俗工作非常必要；81.5%的村民表示，如果政府抓紅事移風易俗工作愿意從自家開始；10.5%的村民認為黨委政府抓這項工作不力。

　　如何遏制“因婚致貧”“隨禮返貧”

　　不少專家認為，要想遏制部分農民“因婚致貧”“隨禮返貧”，還需要引導農民移風易俗，潛移默化地轉變思想意識，通過倡導新事新辦、健康婚禮、文明婚禮、節約婚禮、時尚婚禮，逐漸使新的婚姻風尚成為農村婚俗的主流。

　　2016年，中央文明辦把山東列為全國農村移風易俗工作的兩個試點省份之一，整治紅事鋪張浪費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隨后，山東廣大農村地區紛紛成立了“紅白理事會”，由農村德高望重的老人擔任會長和副會長，以村規民約的形式整治紅白事互相攀比、鋪張浪費的“不正之風”。

　　德州學院歷史與社會管理學院教授梁國楹等專家認為，廣大農村地區需要倡導“婚事新辦”，“新”指的是現代文明、莊重節儉的新型婚禮，量力而行、合理適度的消費理念等。同時，相關各方要“把好四關”，即村委會把好“開登記介紹信關”、民政部門把好“結婚登記關”、婚慶公司把好“婚慶服務合同關”、紅白理事會把好“婚禮舉辦關”。

　　王忠武說，針對彩禮數額標準等問題，不應簡單“一刀切”，還需廣泛征求民意，多用“倡導”“反對”，少用“禁止”“處罰”，讓移風易俗過程成為凝聚共識的過程。在具體婚嫁過程中，基層政府可“提倡簡約定親，反對天價彩禮”“提倡自己家業自己創，反對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提倡新式婚禮，反對講排場比闊氣”“提倡禮輕情重，反對高額禮金”，逐步形成“婚事新辦”的良好風氣。

　　"拒資助"貧困戶:推讓因面子 沒說"吃救濟餓斷氣"

　　對于曾“拒絕”的那次救濟，劉順喜稱發生在去年10月，一個文化局的干部送來一袋米、一袋面，還有200塊錢，自己推讓后最終收下了。

　　“我當時有些不好意思，又不認識人家。人家是白白給咱東西，面子上總得推讓一下。”不過，媒體早前報道中所說的“吃救濟，餓斷氣”，劉順喜坦言并未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