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鐵乞丐群調查

　　新華網北京7月13日電  北京地鐵乞丐群調查

　　新華社記者　周寧

　　一張被燒得面目全非的臉出現在地鐵車廂內，而后，那只沒有手掌的胳膊掛著討錢的紙袋伸向每位乘客。一元、兩元，不一會兒，紙袋被裝滿了，紙袋的主人下了車，又步履蹣跚地上了反方向列車……

　　乘坐北京地鐵的乘客經常遇到類似的情形，他們普遍反映，入夏以來，大量乞丐涌入涼快的地鐵行乞，影響了乘車環(huán)境、社會秩序和首都形象。為此，記者展開兩個多月的暗訪調查。

　　探秘地鐵“丐幫”

　　坐在1號線列車地板上行乞的小馮，雙手撐地，一點點蹭到每位“施主”前，邊作揖邊說“謝謝”，遇到礦泉水瓶，他隨行隨撿，塞進挎在胸前的破書包里。每向前蹭一步，那副在老家自制的假肢都會“咯吱咯吱”地磨著被截肢處，疼得他眉頭緊皺。

　　今年35歲的小馮來自安徽合肥，小時候被機器碾斷一條腿，生活一直窘困，因妻子沒錢看病，于2004年經老鄉(xiāng)（也是乞丐）介紹進京乞討。

　　“我每兩天出來一次，上午9到11點、下午2到4點、晚上7到10點在地鐵2號線‘干活’，一天能要到六七十元，最多時有100元。”小馮對記者說，一年下來，有七八千元的收入。

　　來自四川達州的乞丐老李說，位于北京郊區(qū)的蘋果園（地鐵1號線終點站）是地鐵乞丐的聚居區(qū)，至少有50－60人。那里有些老房的月租才150元，不僅便宜，而且離地鐵很近。

　　記者在調查中發(fā)現，地鐵乞丐大多來自安徽、河南、四川等地，一部分人因貧、因殘、因病乞討；一部分則在惡討、強討和騙討（裝殘乞討）；也有少數人因上訪、失業(yè)等無奈乞討。

　　據記者了解，絕大部分乞丐選擇在人流量較大的地鐵1、2、5號線的換乘站一帶乞討；乞丐們一般不在上下班高峰期乞討；每逢春節(jié)、‘五一’等大節(jié)，乞丐為躲避嚴查都先回家躲避，而后再來。

　　地鐵崇文門站負責人王女士告訴記者，乞丐們大都成對乞討，但常分開從不同的入口進站。“他們很清楚哪個站有地鐵公安駐點；警察何時巡邏、在哪個位置執(zhí)勤。”

　　記者觀察到，乞丐以展示自身傷殘、講述凄慘經歷、表演拿手節(jié)目、強行拉拽乘客衣褲角等為主要行乞方式，一般是“男女配”或“老少配”。而賣唱的乞丐，大多選擇《好人一生平安》《朋友》等反映真善美的流行歌曲。

　　“乞討也是門學問。地鐵里常碰見面熟的乘客，上次給過的，這次一般也給；上次煩你的，這次就趕緊躲開；在情侶面前，朝男的要錢多少會給點兒。”老李得意地說著行乞竅門。

　　小馮證實，來自同省份的乞丐組成自己的“丐幫”，“幫主”組織專人把兒童送到不同站點乞討，晚上再接回去。“小孩不一定是拐來的，一般從老家花錢‘租’，隔段時間再換。”

　　地鐵乞丐內部有強烈的“地盤”概念。河南開封的一對盲人夫婦乞丐說：“我們分為幾撥，有上午的，有下午的；還要分片兒，互不干涉。”

　　地鐵乞丐現管理真空

　　地鐵乞丐不僅影響地鐵的乘車環(huán)境，而且易造成地鐵通道和列車擁堵，乘客反映強烈。為此，市地鐵主管部門曾出臺關于地鐵禁討的條例，市公安部門在各大站都派駐地鐵公安定期“掃蕩”，但收效甚微。由于城管部門只負責地上，對地鐵乞丐也無能為力。

　　“乞丐和普通乘客一樣都買票進站，并不違法違規(guī)，我們沒理由阻攔。”地鐵北京站負責人說，“由于沒有執(zhí)法權，我們一旦發(fā)現乞討行為，只能阻止、驅趕，有些乘客反而指責我們沒善心、沒人性，我們也心寒。”

　　很多地鐵工作人員都無奈地表示：“整天和乞丐打‘游擊’，沒少受委屈。有些乞丐剛被勸走就打電話投訴，我們反而被扣工資；挨罵、挨打更是常有的事兒，我們只能忍著，不然有的乞丐真敢跳下站臺。”

　　也有人認為，某些乘客為乞討行為提供了生存空間。記者觀察到，有人對殘疾或賣藝的乞丐施舍；有人為盡快擺脫乞丐糾纏而施舍；還有的為行善，遇乞丐必施舍。

　　“北京地鐵乞丐問題并非個案，而是全國許多城市面臨的長期、現實問題。”國務院學位辦社會政策論證專家組副組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李迎生分析道，為解決這一問題，強制性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于2003年廢止，以“自愿受助、無償救助”為原則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隨即實施，各城市救助管理站為流浪乞討人員提供免費食宿及返鄉(xiāng)車票。

　　然而，記者近日在北京石景山區(qū)救助管理站看到，這個能容納近百人的救助站內，只有6名受助者，其中還有2人要求離站。

　　一邊是免費救助機構的空置，一邊是地鐵乞丐的泛濫。小馮為記者解開了謎：“乞討能賺錢，呆在救助站就沒了‘財路’；一些乞丐是組織中的重要成員，一旦離開，會影響‘丐幫’的整體收益；有些人常年在外流浪已成習慣，生活方式不想被打擾；救助站一般只提供10天救助，之后送我們返鄉(xiāng)，但老家的生活困難還是沒解決，早晚都得回來接著要飯。”

　　“告知不聽、救助不去、勸阻無效、制止不服”的職業(yè)化乞丐已經成為民政、公安、交通等部門最頭疼的問題。

　　在自由與約束間博弈

　　“如果說收容遣送辦法過于強制，那么救助管理辦法又有些矯枉過正，在實際施行中出現必要的治安管理手段缺失的狀況，客觀上縱容了乞討行為，特別是對惡討、騙討乞丐難以震懾。”李迎生說。

　　“解決地鐵乞丐問題，管理者必須處理好乞丐自由與約束的平衡關系。”社會學家周孝正說，地鐵乞丐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生態(tài)，在具體操作時，既要體現一個城市的人性溫暖，又不能過分縱容。

　　周孝正認為，應以“分而治之”為原則，盡快修訂《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對殘疾人、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乞討的要積極引導他們到救助站；對惡討、強討、騙討行為以及非法組織乞討團伙，要予以嚴厲打擊。

　　李迎生認為，多部門聯合執(zhí)法勢在必行。“短期內有關部門可出臺相應條例，由民政、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門聯合成立地鐵稽查隊，專門負責乞丐的管理工作；還可以在惡劣天氣（寒流、暴雨等）發(fā)生前，增加巡查頻次，使乞丐得到及時救助。”

　　對于我國部分城市設立永久性禁討區(qū)域，北京石景山區(qū)救助管理站站長李立新認為，它反映了市民環(huán)境權與乞丐行乞權之間的矛盾。“在特定時期（如國慶日等）的特定時間段設立臨時禁討區(qū)是平衡兩者權利的處理方式之一。”

　　“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解決乞丐問題的治本之策。”李迎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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