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長湧：積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全球經濟治理與國際形勢變化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全球經濟治理亟待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共贏的方向改革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對“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是新發展階段我國高水平開放的重要任務，是在一個動蕩變革的世界中，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
總的來看，世界經濟形勢正在不斷發展演變，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多重挑戰，亟待改革完善。
一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但全球經濟治理尚不能完全反映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金磚國家代表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態勢日益明顯。但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個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機構中，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并未充分反映，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依然占據絕對優勢。
二是全球發展失衡加劇，但全球經濟治理尚不能有效解決獲益不均這個突出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在促成貿易繁榮、投資便利、人員流動的同時，也帶來獲益不均的問題，不同國家、不同群體貧富差距拉大。然而，現行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機構長期偏重效率優先、增長優先，對經濟全球化中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既缺乏足夠重視，也缺乏有效解決辦法。
此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未能跟上新的形勢，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當前全球經濟治理在應對上一輪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獲益不均方面已經捉襟見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可能帶來的收入不平等加劇問題，將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既是立足新發展階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擔當大國責任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方面，有利于為我國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我國面臨的外部風險和挑戰前所未有，需要依靠日益上升的綜合國力主動作為，防范和化解風險，創造新的發展機遇。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更加適應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訴求能夠得到更加充分的反映，有利于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發展變化中的主動權和影響力，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加穩定均衡的國際環境。
另一方面，有利于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當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服務貿易等領域規則演進跟不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要求，貨物、服務、要素在全球的循環與有效配置面臨諸多堵點。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深入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新興領域經濟治理規則制定，有利于促進世界經濟循環暢通，更好地聯結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
還要看到的是，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之義。當前，全球發展失衡加劇。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踐行者，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特別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有利于促進全球共享發展的規則制定，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減貧和改善民生創造新機遇，使開放發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扎實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立足世界格局變化，著眼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我們積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要把握好以下幾方面：
第一，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共建“一帶一路”是我國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新發展階段共建“一帶一路”，應按照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要求，更加突出共商共建共享，更加聚焦重點，更多探索新路徑新模式。同時，應根據深化共建“一帶一路”的需要，適時加強頂層合作機制建設，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提供強大的制度保障。
第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傳統機制改革。要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改革，針對WTO改革或更加關注知識產權保護等“邊境后”領域以及數字貿易等新興領域的趨勢，及時提出各領域改革的中國方案，以數字經濟為重點探索新興領域經濟治理規則制定。這既有利于推動全球科技創新和貿易投資發展，又有利于發揮我國數字經濟優勢，維護我國發展和安全。同時，還要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繼續深化改革，進一步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性和話語權。
第三，提升全球經濟治理新興機制功能。要推動二十國集團發揮國際經濟合作功能，探索深化國際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協調；深化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務實合作，擴大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影響力；搭建國際合作平臺，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全球金融市場穩定。
第四，實施自由貿易區提升戰略。要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實施，穩步促進亞太自貿區建設。在這一過程中，要順應國際經貿規則演變趨勢，結合我國發展水平和治理能力，在自貿區談判中推進知識產權保護、電子商務、競爭政策等新議題磋商，加快構建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