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人·第八期｜馮驥才：人在書齋里 心在大地上

　　編者按：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的文化自信，不僅源自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歷史，更源自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產生的一切優秀文藝作品，以及創作這些作品的德藝雙馨的文化大家。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懷揣對優秀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網推出融媒體文藝欄目《見證人丨致敬改革開放40年·文化大家講述親歷》，邀請改革開放40年以來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大家，分享其求藝之路的藝術探索與思想感悟，呈上對改革開放40年文藝發展最具詩意的表達，通過有情感、有溫度、有底蘊的人物呈現，彰顯藝術作品的時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本期節目帶您走近著名作家馮驥才。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馮驥才馬不停蹄地奔走在時代號召的前列。文學、文化保護、繪畫、教育的“四駕馬車”，每一駕“馬車”都在時光里留下了深深的轍痕，體現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

　　走進天津大學馮驥才個人作品展廳，映入眼簾的是二十余幅油畫、三十余本傳統文化保護研究文集、以及上百部不同版本的小說、散文集。這讓人不禁思索，是怎樣的勤奮與熱愛，才能夠收獲如此繁盛的文藝碩果？

　　“我要把我的心血放在中國土地上，我不求回報，只望它葉碧花鮮，碩果結于明天。”身高一米九二、已是古稀之年的馮驥才談及這些年的經歷，不言辛勞，反而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將付出看作是自己為社會、為時代應盡的義務。

　　從1979年《雕花煙斗》第一次獲獎，四十年來，馮驥才馬不停蹄地奔走在時代號召的前列。他的筆尖書寫市井民俗的歌謠，他的雙腳沾滿古老村落的塵泥。文學、文化保護、繪畫、教育的“四駕馬車”，每一駕“馬車”都在時光里留下了深深的轍痕。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人民網專訪馮驥才，一同重溫黃金時代作家的奮發與理想，感悟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

　　“改革開放讓中國文學迎來了黃金時代”

　　人民網：去年您出版了《激流中:1979-1988我與新時期文學》。當時不僅是改革開放的年代，也是文學的黃金時代，鐵凝曾經評價您是新時期文學重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當時是怎樣的動力推動著文學者的創作呢？

　　馮驥才：改革開放讓中國文學迎來了黃金時代。這是一個充滿理想與渴望的時代。人們有共同的目標——希望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在宏大的理想面前，人們有了情感，有了追求，有了向往，需要文學幫助人們認識生活、理解生活、表達對生活的愿望。因此“努力做‘人民的代言人’”成為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天生使命。共同的時代情懷與社會關切將作家與讀者融為一體。

　　可以說，80年代的作家是被時代垂憐的幸運兒。因為老百姓充分信任我們，愿意與我們傾訴。我至今記得當時家里有一個很大很結實的木頭信箱。每天早上我帶著一個搪瓷臉盆下樓，打開箱子，里面塞得滿滿的讀者來信就像泉水一樣“涌”到了盆里。

　　197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義和拳》封面

　　人民網：看到這個場景時有怎樣的心情？

　　馮驥才：非常感動。特別是有的信紙在打開時還有一點沙沙聲，是因為讀者在寫信時心弦撥動，眼淚落在紙上，使信紙產生了粘連。直到現在我還能記起那種聲音，這其中凝結了讀者對作家的信任，是一種創作的激勵，更是一種要為人民發聲的鞭策。

　　這種感情并非我個人專屬。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作家們擁有共同的文化理想與家國情懷。人們將個人的寫作追求與更高層次的國家理想緊緊相連，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一以貫之的風骨。可以說，對人民負有責任、對社會負有使命是改革開放后一代作家的自覺追求。

　　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外景

　　人民網：您提到的文化理想和家國情懷，很讓我們感動。80年代也是您的文學創作繁榮期，如《神鞭》、《三寸金蓮》等都是當時問世的優秀作品。

　　馮驥才：改革開放為作家們抒發時代感慨提供了寬松的社會環境與積極的鼓勵機制。我們迎來了尊重文學、鼓勵創作的黃金時代。現在我依舊保留著1979年《雕花煙斗》獲獎通知單，上面寫著“馮驥才同志的《雕花煙斗》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請憑單領取獎金200元”。這張紙就是時代的見證。

　　社會的尊重和認可成為作家獲得身份認同和創作動力的重要來源。它激勵著作家熱切地觀察時代的發展，誠摯地表達人民的訴求。可以說百姓、作家與時代是連為一體的。我的創作繁榮期也離不開社會的鼓勵與支持。

　　馮驥才個人作品展廳

　　人民網：這是來自全社會對文藝創作的肯定。

　　馮驥才：確實如此。其實當時我們的文學創作非常純粹，我現在也常用“純粹”這個詞。沒有功利的想法，只想寫出好作品。而且作家之間的關系非常單純。每當文壇出現好作品、好作家時，大家都奔走相告，往來甚繁。

　　有一次著名作曲家施光南特意從天津趕到北京看望我。我邀他到東四小館吃飯。整個過程中他既沒有吃東西也沒有喝酒，只是一直在談他要寫的一部歌劇。那一次見面，讓我切實感受到藝術家對于藝術創作的純粹、堅強而充滿敬畏的情感。在這種純粹情感的孕育下，改革開放之后文學、戲劇、音樂等領域才能夠出現“繁花盛開”的場景。

　　人民網：您說自己對時代有太多的干預，也受到時代對自己人生和命運的干預，您覺得改革開放對您的創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馮驥才：改革開放使我成為充滿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它賦予了我一種“讀者感”，敦促我望向社會，并把對于社會的關切融入到我的文學思考中。在這個風云變幻的大時代，我更充分地認識了人，包括人的性格、命運、愿望、理想，讓我努力思考，自由表達，進而深刻地認識生活的本質，譜寫最真摯的人間情感。同時，日新月異的嶄新社會為我提供了浩瀚的素材，豐富了我的視野，也使我充滿想象力。應該說，這是每個人都能創造無限可能的時代。

　　馮驥才書法作品《陽臺花架記》

　　人民網：不僅是您，改革開放也對中國文壇產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

　　馮驥才：我們這一代作家所創作的作品跟時代的精神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作家用文字描摹生活的真相與世間的真情，而讀者在書間尋找著情感的共鳴和生命的答案。書籍讓作家和讀者真切地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而中國的文藝事業大廈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感交融之中不斷增高。

　　改革開放為文壇打了一劑“強心針”——80年代出現了“四世同堂”的景象：“五四”時期作家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曹禺等健在；革命作家丁玲、臧克家等作家也都在；王蒙、李國文、張賢亮等等“右派作家”當時并不老；再有便是我們一批八十年代冒出來的作家。經歷各個特殊歷史時期的作家匯聚一堂，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昂首創作新篇，促使文壇重煥生命力，一時間出現了各種優秀作品、風格、流派、甚至文學思潮，極大推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那真是一個讓人感動的、讓人懷念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