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中院士鞠躬：65年孜孜不倦，點燃一支燭光
央視網消息：65年，科研路上他大膽創新，成為我國現代神經解剖學奠基人；89歲，三尺講臺他授課解惑，鞠躬盡瘁為國家培養醫學人才。他叫鞠躬，安徽雞西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現任空軍軍醫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
60年前，他曾經說過一句話，“Each day a step nearer to my grave”，意思是“活一天少一天”。同事們問他為什么這么悲觀，鞠躬說每過去一天少一天，不該珍惜每一天嗎？
他提出的“腦下垂體前葉受神經體液雙重調節”的假說，打破了半個世紀的定論，首創的脊髓挫傷早期神經外科手術，開創了國際先河。
學醫報國，鞠躬盡瘁
“我今年89歲了，余日無多，但還有研究工作要做，所以越發珍惜。”鞠躬每天8點準時上班，雖然體力日漸不濟，但更識途了。受到錢學森先生“唯有培養創新思維才能培養出杰出人才”的啟示，鞠躬意識到教師的主要責任，是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
作為科學家，鞠躬有著敏銳的洞察力。1985年，他建立了全國首個神經生物學教研室，此后的幾十年里，這里不僅創造出有世界影響力的科研成果，更為軍隊培養了許多高層次醫學人才。鞠躬院士今年已經89歲了，可他還工作在第一線。
鞠躬兒時照片
鞠躬祖上姓周，可作為當時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他的父親對封建禮制和黑暗現實深惡痛絕，所以給自己改名“索非”。
“等我成長以后，我才悟起來了，索非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邊，不索非何以求是，他要索非目的是要求是，但是他叫我鞠躬，顯然是讓我鞠躬盡瘁。”
自從父親給鞠躬起了這個名字，對科研創新“鞠躬盡瘁”，就成了他一生的追求，然而父親留給他的“財富”，遠遠不止于此。
“巴金先生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他每出一本書，都要簽字送給我。”鞠躬說。
索非當年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與巴金、曹禺等人關系密切，父輩們的言行，觸動著鞠躬年少的心靈，因此抗日戰爭爆發后，他第一時間要上陣殺敵。可父親的一番言論，卻改變了他的人生。
“身體不強壯的話，你當兵也是老爺兵，也打不過日本鬼子，所以你必須要學醫。”1947年，18歲的鞠躬考入了由美國人創辦的湘雅醫學院，1953年，鞠躬大學畢業后，來到了原第四軍醫大學任教，可到了西安，鞠躬才發現這里艱苦的環境，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
從大上海來到西部重鎮，從繁華都市來到寂靜古都，鞠躬的生活條件直線下降，不過他卻在這里發現了巨大的寶庫，學校的圖書館成了他的精神樂園。此后的幾年時間，鞠躬除了教書，其他的時間都扎在了這里。
樂觀的心態讓鞠躬很快適應了艱苦的環境，他在一間四平方米的小辦公室里，用自己拼湊的簡易設備，開始了科研創新之旅。他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國內首例神經束路追蹤研究，填補了國內空白。隨后，鞠躬又提出了“垂體前葉受神經-體液雙重調節學說”，打破了垂體前葉不受神經直接調節的半個世紀的定論，這一成果，讓鞠躬在國際上享有了極高的聲望。
“科學家的生命在于不斷地更上一層樓的追求”
1991年，鞠躬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可就在這時，他卻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科學家的生命在于不斷地更上一層樓的追求。“為什么要寫這句話，因為我當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后，有些同事就說，老鞠你到頭了，就是最高榮譽了，那我想不對，我沒有到頭，我不能停在這了，要一輩子往上走的。”
在當時，脊髓損傷是戰場和軍事訓練中常見多發傷，輕者運動受限，重者癱瘓，歷來是各國軍事醫學研究的重點和難點課題。看著因脊柱損傷而癱瘓的人們，鞠躬心急如焚，他決定攻克這一難題。
在傳統手術的基礎上，鞠躬大膽創新，率先提出了“硬膜外減壓治療法”，這一治療方案一經發表，便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可讓鞠躬沒有想到的是，國外許多專家都不愿意做這樣的手術。
脊髓挫傷早期神經外科手術患者
2002年，鞠躬依托解放軍昆明總醫院脊髓損傷科，對30例最嚴重的全癱患者實施了脊髓挫傷早期神經外科手術。這30位患者，有的是傷后第二天接受手術，有的已經是傷后65天。按傳統理念，他們已經無法再用雙腿站立，可術后三個月，他們中80%的人都可以獨立拄拐行走了。
如今，僅昆明一地就有4000多位患者恢復了行走能力。這種創新方法的成功，成為國際范圍內的重大突破。
“無偉業，點燃一支燭光而已”
1983年，還是副教授的鞠躬被教育部特批為博士研究生導師。在對學生的培養上，鞠躬始終要求非常嚴格，甚至給研究生立下規矩：凡違背科研道德的一律開除。
“與真理為友”是鞠躬經常鼓勵學生們的話，可他對學生的影響遠不止于此，他的創新思維讓一代又一代學子受益。樊洪是鞠躬在2010年招收的研究生，博士畢業那年，鞠躬希望他能在脊髓損傷治療上進一步創新。以前，鞠躬的手術是基于脊柱挫傷的情況，而這一次，樊洪要在病人脊柱完全斷裂的情況下，恢復神經功能，難度進一步加大。
在樊洪看來，脊柱斷裂就相當于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現了一個深溝，兩邊的車輛都無法通行。為了尋找通車的方法，樊洪做了幾十次的實驗，可依然毫無結果，困頓之時，他想起了鞠躬常說的那句話：科學家的生命在于不斷地更上一層樓的追求。
鞠躬在實驗室
有一次樊洪做完實驗已是深夜，本想著第二天把實驗結果交給老師，可沒想到鞠躬一直在門外靜靜地等著他。鞠躬把研究結果拿到辦公室，辦公桌后面就有一臺顯微鏡，他會親自地觀察切片病理改變的情況，然后根據具體的改變，指導學生科研工作下一步該怎么進行。
最后，樊洪做了一個大膽的創新，通過特殊的技術，給已經斷裂的脊柱兩端架上一座橋梁，讓營養和神經通過，這一創新手段填補了國內神經解剖學的空白。當樊洪準備向科研機構提交論文時，他再一次領略到了鞠躬對科學的嚴謹，對學生的負責。
“因為當時是在春節期間，我的論文在雜志社返修回來，需要我們修改，教授在大年三十都在幫我修改論文，后來甚至讓我去他家里，他一個英文單詞，一個英文單詞地幫我改。”
最終，樊洪的論文發表在了英國的《脊髓》雜志上，在醫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如今樊洪在研究室已經獨當一面，成了鞠躬最得力的助手。
鞠躬和學生合影
在軍校工作了65年，鞠躬榮獲了軍隊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八五”全軍后勤重大科技成果獎、原第四軍醫大學首屆教學終身成就獎。在從教65年的時間里，鞠躬帶出了67名博士、65名碩士，還有不計其數的本科生，他的學生張旭成長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近一年來，鞠躬把精力放在了免疫系統對神經系統調節作用的研究上，在依然復雜、繁重的工作里，他的生活卻簡單得像個孩子，他沒有煙酒嗜好，每天回家聽孫子彈鋼琴就是他的享受。這架鋼琴是鞠躬70歲生日時買的，本想著退休之后彌補一下年輕時的遺憾，可沒有想到竟然閑置了20年。
“我哪有時間，我天天在教研室里頭要做科學研究工作，沒有時間，所以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推到后來年紀大了，我說我撫琴嘆氣了，這一輩子我跟鋼琴就沒緣分了。”鞠躬常說，聽聽優美的鋼琴曲，做著自己喜歡的事，這一生很知足。而對于65年的從教經歷，鞠躬謙遜地說，這一生無偉業，點燃一支燭光而已。
鞠躬院士在自傳當中寫道，坎坎坷坷一生，現在蠟炬已幾乎成灰了，愿我國早日成為培養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土壤，愿我們世世代代青出于藍勝于藍，這是一位已過耄耋之年的科學家的心聲，也是他專注科研的嚴謹態度。（來源：央視《軍旅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