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資料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但整體財富的積累卻沒有理想地帶來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國經濟總量擴大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福利問題困擾著普通老百姓，也困擾著研究收入分配的專家學者。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就是其中之一。農業經濟、勞動與經濟增長、土地改革、城市化問題是他研究的重點。在他看來，收入分配問題，是中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而改革是必須要走的道路。“不改革就沒有前途。沒有改革的推進，收入分配的根源性問題就無法解決。”
那么在周天勇看來，收入分配的癥結到底在哪里？改革該如何推進？
城鄉差距是最大癥結
《英才》：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認為收入分配的癥結在哪里？
周天勇：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比較復雜，最大的癥結在于城鄉差距。
中國幾億農民的年均收入才幾千元，而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們的三倍，這對總體的基尼系數權重影響非常大。如果單從城市或者農村角度來講，基尼系數(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都在0.4以內，但是兩者一綜合就到了0.5以上。所以城鄉差距是基尼系數最大的影響因素。
城鄉差距有歷史和結構的原因。解放以后，中國采取了城鄉分割的經濟制度，農民無法向城市流動，經過三四十年，農村最后積累了一批50、60、70歲的農民，他們從事農業生產，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塊錢左右。而與之相對應，他們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個月的收入就達到了2000元左右。中國農村占全國36%的勞動力，才創造了10%的國民生產總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婦女和兒童大約50%的農村人口分配這10%的GDP。另外，上世紀90年代末和20世紀初，有些農民進城還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別是50后、60后和70后寄的錢很多，但現在80后、90后基本不給家寄錢，這就導致寄希望于打工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所以，中國的城鄉差距是歷史城鄉分割體制造成的，是二元結構的深層次反映，是過去反城市化的后果。
《英才》：解決的辦法是什么？
周天勇：有兩個辦法。一是減免稅費，通過給農業減稅，加大對農業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積極地推進城鎮化，將低收入人口轉移到城鎮變成高收入人口，后者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齡人口即使轉移到城鎮，也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同時這部分人也難適應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時間的推移，隨著這部分人口的自然減員，其在人口中的比例會逐步縮小。
以上的兩個辦法都需要通過一系列改革來實現，比如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宅基地拆遷辦法的完善等等。要讓農民從農村退得出，城市要進得來，要有業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務。如果沒有這些制度的改革，結構調整不會很順利。
《英才》：結構調整遇到的最大問題在哪里？
周天勇：縮小結構性的城鄉差距，僅僅通過改革，而不調整結構，不推進城鎮化，是沒有用的。這是歷史性的問題，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種改革是不對的。有關決議稱要在“十二五”期間實現工資翻一番，提高兩個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勞動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問題是，政府能控制的漲工資的領域，只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財政能支出的也是這些部門。但是這些部門漲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個體戶和民營企業是沒辦法控制的，這些企業漲工資只能增加其運營成本。現在的民營企業經營本來就很困難，增加負擔只能導致其加速破產，因此這種改革思路是錯誤和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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