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干部處于社會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對群眾，實質擔當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風，都影響著當地群眾對執政黨的評價。
歷數近些年來各地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無論是幾年前的孟連事件、甕安事件，還是今年以來發生的增城事件、織里事件，都有著類似特點：原本只涉及相關部門的單體事件，卻發展成當事人與非利益關系者共同參與的群體性對抗。其背后的誘因，往往是群眾對當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缺乏信任。
這種高度相似的運行邏輯，警示我們必須關注基層干群關系中的“信任危機”。誠然，上有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干部在社會治理中，承擔了巨大的責任和壓力，對基層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然而更應看到的是，基層干部處于社會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對群眾，實質擔當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風，都影響著當地群眾對執政黨的評價。基層干群之間的不信任，不僅會令干群關系趨于緊張，更可能促使部分群眾逐漸將對個別基層干部的不滿，上升為對基層一級政權的不滿，導致基層治理陷入“信任困境”：無論基層干部采取什么樣的應對措施，都無法取得認可。
事實證明，干群之間缺乏信任，會極大地削弱基層政權的權威性，不僅表現在應對群體性事件的乏力，更意味著社會控制能力和動員能力的下降，發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眾認可，反倒被誤認為是個人謀利的瞎折騰，由此不信任進一步加深，這對基層社會的建設發展與和諧穩定，影響更為負面。
從歷史層面看，密切聯系群眾向來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當年，正是靠與群眾的魚水深情和血肉聯系，我們黨才能在白色恐怖中喚起工農百萬，在極為殘酷的斗爭中建立紅色政權。而今，部分地區干群間缺乏信任，其產生的負面效應不僅在于當地，更在消耗整個執政黨的執政資源。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這種消極影響會因各種傳播渠道突破一時一地，產生持久和放大的后果。作為人民選擇的執政黨，放大的“信任危機”會直接危及我們的執政根基。這正是胡錦濤總書記以峻切之言詞，一再強調“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的根本原因。
筑牢基層干群關系的“信任基石”，固然要靠在基層干部中進行黨性教育，在思想作風上重提群眾觀點、群眾立場、群眾路線，但更重要的是整肅吏治、協調利益。前者事關權力結構，后者事關利益分配。對于前者，雖然推進基層民主已為共識、村民自治亦實踐多年，但現實當中，基層干部的權力運行機制仍然存有弊端。一些地方片面唯上，“上情壓倒民情”，導致群眾敬而遠之，信任難以建立；一些地方監督缺位，“獨斷代替協商”，造成群眾心生怨懟，矛盾由此催生。
對于群眾來說，最直接的訴求往往在于利益。群眾的不滿，往往源于分配不公、利益受損，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多肇始于此。這也說明對于基層干部而言，只有處理好群眾利益問題，才能從根本上疏解矛盾沖突、保持基層穩定、維護社會和諧。否則，即便蓋起了高樓大廈、修好了通衢大道，發展的正面效用也會大打折扣。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一個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地位，從根本上說都來自人民。作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神經末梢，筑牢干群關系的信任基石，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方能為人民謀取福祉、為政黨贏得民心，這是對基層政權最根本的考驗。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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