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通常是指那些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尚處于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近10%的增長，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無論從國際通行的各項人均發展指標看，還是從經濟和社會結構看，中國無疑屬于發展中國家。然而，為什么“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近年來卻在國際上成為一個問題，常常受到一些組織和個人的質疑，甚至要求中國按發達國家的標準承擔國際責任。對這個問題作出有理有據的回答，不僅有助于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所處發展階段的誤解,也有利于我們把握國情特點，制定和實施符合實際的發展戰略。
一、一些人有意無意忽視了中國各項人均水平指標依然較低的客觀現實
衡量一個國家的真實發展水平，既要看其經濟總量的大小，也要看人均水平的高低。經過新中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長，至2010年中國GDP達到了約5.9萬億美元的水平。如果僅從總量看，中國經濟規模的確不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用13億人口一除，中國的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就顯示出巨大差距，表現出明顯的發展中國家特征。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人均生產水平看，2009年中國人均GDP只有3744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8594美元的一半，不到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1/10；從人均消費水平看，2009年中國人均消費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僅為美國的4.0%和日本的5.5%。
人均指標更能反映一國民眾真實的生存和發展狀態，這本來是一個常識，為什么某些西方人士對此卻視而不見，而熱衷于在總量規模上做文章呢？
首先，在這些人的潛意識里，每一個中國國民的生活狀態并不是他們真正關心或關注的。他們經常談人權問題，但更多地將其作為政治工具進行宣傳或攻擊，服務于某種利益需要。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是由構成13億多人口的每一個具體的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狀況來體現的。如果他們真的關心中國人權狀況，應該不會忽略最能反映中國人民生存和發展狀態的人均指標，也不可能不顧人均指標，僅憑總量指標就認為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了。
其次，這些人士或明或暗地認為，受世界資源和環境條件的約束，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不能也不應該享受與發達國家同樣水準的生活。在他們看來，世界上的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居住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應該享受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富裕生活，可以以高消費甚至高浪費的方式過好日子；另一部分則居住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盡管其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仍然很低，即使有機會通過發展來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應該有此追求，因為要避免“人類的悲劇和災難”。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是否有權利平等分享人類文明的發展成果，在他們那里已全然不見了。
面對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中國必須走一條新的可持續發展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實踐證明，依靠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加上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不僅工業化先行國家，即使后起國家也可以進入高收入社會。問題的關鍵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在分享人類文明成果、追求幸福生活上，與發達國家擁有平等的權利；應對資源環境約束壓力，特別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達國家同樣需要改變其過度消費乃至浪費的生活和增長模式。在這方面，責任的分配同樣要基于權利平等原則。
二、中國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狀況沒有被外界充分了解和重視
相對而言，發達國家內部的發展較為平衡，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差距較小，窺一城一地之斑，可識全國之豹。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不是表現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而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中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都不到城鎮居民的1/3；農村居民參加養老保險的比率不到城鎮的1/3；人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不到城鎮的1/6。從地區來看，以居民消費為例，2009年中國東部地區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西部地區的2.3倍。即使在同一省區內，如珠三角和粵北、蘇南和蘇北之間，人均GDP、人均財政支出、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差距都在2—4倍。
近年來，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增長迅速，但這并非是中國成為富國的標志，在一定意義上正是貧富差距拉大的佐證。從貧困人口數量看，以中國自身的貧困線標準衡量，2009年中國仍有3600萬貧困人口；以聯合國標準衡量，貧困人口約有1.5億。如果對照發達國家的貧困標準，中國貧困人口的數量還會大幅度增加。
一些外國人士對中國發展階段的誤解，與中國發展不平衡有很大關系。大多數來華的外國人往往逗留時間較短，所居之處又多是大城市和發達地區，再加上視野和語言的限制，使外國人全面認識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難度加大，產生誤解的可能性也相應增大。
三、出口規模與結構使一些非專業人士高估了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
歷史上制成品出口大國均為發達經濟體。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后，一些不了解國際分工新變化的非專業人士，往往會高估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成為第一出口大國，一個重要原因是從終端切入，參與全球特別是東亞區域生產網絡，出口多為最終產品。雖然價值較高，但其中包含著相當比例的進口零部件的價值，如果扣除這些價值，僅在國內形成的增加值規模遠小于出口規模。按人均出口金額計算，中國的人均水平就更低于發達經濟體的水平。2009年中國人均制造業增加值僅為1550美元，遠低于日本(8272美元)、德國(6926美元)和美國(5667美元)。
中國的外貿產品結構容易令人產生誤判。在中國的出口產品中，95%是制成品，超過30%是高新技術產品，與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類似。然而，深入分析就不難發現，這些制成品特別是高新技術產品在中國的增值主要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活動，與發達國家主要開展技術與知識密集的高附加值的增值活動有著明顯差別。
西方民眾很容易感受“中國制造”對其生活的影響，但不易覺察到中國在服務貿易這一“看不見的戰線”上的劣勢。在世界貿易格局中，中國出口的是廉價的“體力勞動”，進口的是高昂的“腦力勞動”。雖然中國形成了巨額貨物貿易順差，但服務貿易逆差一直在擴大。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294億美元，與美國同年1433億美元的服務貿易盈余形成鮮明對比。如果再考慮到通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所造成的“商業存在”方式，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就更大了。
中國出口產品成本由于要素價格扭曲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壓低，出口產品競爭力容易被高估。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依靠低價優勢占據市場，支撐這種優勢的既有勞動力成本較低等合理因素，也有資源價格、環境成本和勞動所得被人為壓低等不合理因素。也就是說，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既有真實部分，也有不真實或“虛增”的部分。這種狀況短期看似乎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實際上有損于資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資本建設，將會制約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和發展方式的轉變。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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