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青年節，一個我們大家不妨來思考一下年輕人問題的日子。
數天以前，溫家寶總理在出訪馬來西亞時，對當地大學生坦言：“我從沒想過從政，更沒想到能擔任中國總理。”他回憶了自己在西北地區從事地質研究工作的經歷，并在回答提問時表示：“我想給同學們說的是，要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
這顯然是一個簡單化的表述，但很有沖擊力。大事與大官之言，至少和近來常見諸報端的清華老校長梅貽琦的大師與大樓之論，同樣高明。
大師與大樓并非互斥，梅校長要表明的是一種立場，極而言之罷了。同樣，大事與大官也可兼容，溫總理要表明的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我相信是有所指的。就像他在社會道德滑坡的今日一再提及道德，那么，大學生們、年輕人們的何種狀態，讓一國總理出此言？
也來看報端。前段時間，一篇專欄文章和一篇媒體報道發人深省，標題分別是《到“體制內”去！》和《年輕人，到“體制內”去》。專欄作家說：作為較早拋掉公職的那代人，我突然發覺，最近有辦法有能力的朋友們都在紛紛“回流”到體制內，變身為公家人。一頓頓的慶祝回流宴上，回歸客們一身疲憊，一肚子遺憾，但一臉喜色，羨煞旁人……自己不由悲從中來，“如今方曉得誰是國家真正的主人翁”。
他是過來人，明白轉變的意義。對于不少人，一變，大學畢業分配進機關，本來看透“一地雞毛”，不想再在體制內干耗，毅然決然跳出去，卻驚呼上了理想主義的當。于是再變，爭相回到體制內，從外人成為“自己人”——據說這是眼下中國最時髦的命運轉機。
既然如此，年輕一代胸有成竹，起跑線上就選擇了“不變應萬變”。所以媒體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擠進“公家的單位”，與公務員職位同樣受到熱捧的還有央企及大型國企工作崗位。
報道分析說，這是社會資源、財富與機遇優先配置所刺激出的反應。20年前，體制外的空間充滿活力與機會，大批年輕人紛紛走出體制；20年后，悄然轉向的隱形指揮棒開始朝反方向指引。穩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這些都是眼下吸引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年輕精英爭先恐后進入體制內的直接原因。
溫總理的期許和上述體制內外辨析，當然并不直接相關。但兩者所映襯出的青年問題，或有某些相似性。今日中國的年輕人，是否太過務實，缺了做大事的雄心，也缺了與之相應的理想主義的高蹈？
許多年前，出色的英國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借書中人物感嘆過：當今人們懂得的事情之多簡直和年齡不相稱。他們小小年紀就懂得了欲念——這種野蠻的知識本來應該慢一點進入他們的頭腦，應該是從生活經驗中逐漸收獲的果實……在生活中對人們善良本性的幻滅感應該是同死亡一起到來的，而今天他們卻似乎先有了這種幻滅感，然后才度過他們漫長的一生。
美國也曾有教師提出過這樣的批評：本國不曾確認的少數幾種人權有一項，那就是失敗的權利……在成功這么一種強有力的國家宗教面前，我們的年輕人正在衰老中成長。
看，這并非中國獨有之問題，也并非當今時代獨有之問題。但每一國、每一代的青年，都須作出回應和選擇。選擇的結果，便構成國家的路徑——我們真該重溫一下梁任公的《少年中國說》。
前述媒體文章，指出了某種單向度選擇的隱憂。而溫家寶的話，大可以為這種現狀糾偏。實際上在我看來，總理此言，不僅針對年輕人，也是針對體制機制。我們目前有極緊迫的任務，創造一個讓人不做大官也能做成大事的環境，或者說，一個專心致志不受干擾做大事的環境，甚至，一個并不以大事或大官為指向的個人追求的環境。
由此想到溫家寶此次出訪時，再次提及“促進公平正義，推進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等改革，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每一個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發展”。對深化改革的切切之意溢于言表，蓋因其緊迫性已時不我待。
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青年，當然能在大事與大官之間作出適合自己的選擇。不僅如此，有了自由的土壤，這兩個端點之間甚至之外的各種選擇空間，也都將變得美好豐滿起來。(徐百柯）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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