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意義或比肩改革開放

　　“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將實現由量變到質變的“驚險一躍”

　　“‘十二五’規劃綱要首次在五年規劃中提出科學發展，并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近日，權威專家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它關系到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全局，是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

　　有專家甚至認為，如果放在更長的歷史時期來觀察，一定意義上講，“十二五”規劃綱要的重要意義或許可以和當年的改革開放政策相提并論。

　　北京大學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前十一個五年(計)規劃《綱要》，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幅上升，中國經濟總量實現極大跨越。但是，中國國力只是“虛胖”，仍然存在經濟結構失衡、創新動力不足、收入差距拉大、資源能源消耗過度等深層次問題。

　　“‘十二五’期間，這個‘胖子’需要強筋健骨。”彭真懷說，“十二五”期間，經濟總量剛剛晉升世界第二的中國，將遭遇更加嚴峻復雜的發展環境，在此時期，中國的執政者必須保持清醒的治國思維。唯獨如此，聚升了60余年的中國國力，才能最終實現“質變”。

　　最快增長時期的雙重真實

　　采訪中，權威專家向《瞭望》新聞周刊分析指出，“十一五”時期，中國在復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實現了經濟總量“兩超”，“是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

　　他強調，“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歷的挑戰和風險在歷次五年規劃中罕見。此間，國際國內形勢復雜，且環環相扣，對中國經濟提升形成制約。2006年開始，中國經濟過熱端倪初現。2007年，經濟過熱明顯，其時，中國炒股熱再次興起，且比上世紀90年代初的炒股熱尤甚。國際熱錢亦趁機而入，徘徊于樓市與股市之間。上市A股一度被推高至6124點的高位。隨后，泡沫破滅，大批股民被套。

　　2008年，經濟過熱影響猶在，次貸危機卻已悄然而至。這一危機隨后逐漸蔓延，全球主要經濟體無一幸免此劫。

　　與其他經濟體不同的是，在此階段，中國還遭遇了特大自然災害。2008年初，中國南方發生冰雪災害；是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爆發，時至今日，災區人民遭受的創傷仍在平復之中。在此后兩年，又有兩起重大自然災害分別發生在青海省玉樹縣和甘肅省舟曲縣。

　　同時，拉薩“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亦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較大影響。

　　也就在這個時期，中國走過了被譽之為“極不平凡的五年”。“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長了21.3%。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2010年，經濟總量達39.8萬億元，超過日本。中國糧食生產實現了連續7年增產；科技創新取得突破性進展，如載人航天，月球探測，以及天河一號超級計算機的問世等。

　　人民生活水平亦明顯改善。專家分析指出，“十一五”時期，中國就業目標定在4500萬人，最終實現就業5700萬人。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是30年來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社會保障發展迅速。

　　權威專家透露，目前，“十一五”規劃中的主要指標基本完成。據了解，在22個主要指標中，有19個已圓滿完成。僅服務業人數占就業人數的比重等三個指標未完成。

　　綜合實力的提升，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高。當前，中國擁有全球第一的外匯儲備，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由2005年世界第三上升至世界第二。200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另外，根據IMF預測，2010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20%以上。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幾乎參與到所有全球性問題的治理之中。

　　然而，中國的基本國情未變。權威專家指出，雖然中國經濟總量排在第二位，但人均GDP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當前，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最快增長故事”的背后，深埋于中國經濟汪洋中的結構問題，也因國際金融危機而浮出水面。

　　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陳文玲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當前的中國面臨著五大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求與日益惡化的環境之間不平衡、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依賴程度不平衡。而且，“這些不平衡都是結構性的，不可能立刻徹底解決。”

　　在彭真懷看來，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比較直觀的表現就是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這也正是“十二五”規劃綱要的最大背景。

　　他向本刊表示，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較大幅度上漲，在相當大程度上和城鎮化、工業化關系甚密。然而，在操作過程中，地方政府出于提高GDP的目的，出現了與當地當時實際不相符的過度城鎮化和過度工業化。受前者影響，一批農民失地。

　　在城市，相當一部分中低收入群體和邊緣人群，在高房價面前望“樓”興嘆。“國家財富的數量增長了，卻出現城鄉失衡和城市內部的失衡。而且，20%的人口，占有了80%的財富，不符合現代社會的治理模式，也對社會穩定構成壓力。”彭真懷說。除此以外，東中西部發展水平的明顯差異，亦需引起廣泛重視。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