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政府對草根組織認識改變 良性互動局面顯現

　　編者按：

　　隨著改革步入深水區、社會進入轉型期，加強社會建設日益緊迫而重要。十七屆五中全會將“社會建設明顯加強”作為今后五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之一，這無疑是進一步加強社會建設的重要信號。

　　作為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社會組織尤其是生發于民間的草根組織的成長發育日益受到關注。我國草根組織早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萌芽，但發展一度舉步維艱：難有合法身份，難有資金保障，難有人才支撐。近年來隨著各級政府對草根組織的認識發生改變，其作用日益受到重視，與政府合作的道路也越走越寬。

　　基層政府、草根組織：躍動社會發展大舞臺

　　最近，半月談記者分赴各地調研，發現草根組織的處境正在發生可喜變化，許多地方政府推出了政策支持、資金扶持、平臺構建等促進其發育的新措施，基層政府、草根組織良性互動的局面開始顯現。

　　從忽視到扶持，草根組織“終于吃到了母乳”

　　2010年，11月末，寒風料峭，昆明一個普通住宅小區的一套三居室內，窗明幾凈，辦公桌、電腦、資料整整齊齊；房間主人——一家環保社會組織的負責人趙敏，打開投影儀，給記者一一介紹多年來在云南開展的環保項目。其中幾個項目規模之大、效果之著令人驚訝，如通過和云南幾個地方政府合作，改善農村飲用水、糞尿旱廁分離的項目，對提高當地農民生活水平發揮了巨大作用。

　　“這幾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對社會組織態度的變化。”趙敏說，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尋求跟地方政府合作，以前很困難，因地方領導不重視而流產的項目也比較多，不過這些年情況逐步好轉起來。

　　比如以前他們曾想在某地開展太陽能計劃，但當地官員頤指氣使不說，還讓拿出“執照”檢驗，當發現這只是一家“企業”后，便不屑地拂袖而去。這兩年，他們與多個地方政府都有很好的合作，如他們把一個沼氣項目呈報給云南某州環保局長，該局長當即決定合作，目前當地政府已為這個項目投入300多萬元，大面積緩解了當地農村的生活難題。

　　趙敏的感受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記者在廣東、四川、江蘇、云南等地采訪，許多草根組織都談到了基層政府對他們從忽視到重視的態度變化。

　　創造了“公益孵化器”概念，為處于初創期的社會公益組織提供資金、技術等支持的恩派，今年初來到四川，幫助當地發展社會組織。四川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項目經理楊睿對記者說：“過去一些地方政府對于草根組織很懷疑，甚至恐懼，常常誤以為他們就是專門干反對政府的事情。現在好多了，許多地方政府都已轉變觀念，非常支持草根組織的發展。”

　　楊睿說，過去的草根組織，大多是“喝洋奶”長大的，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如今，許多地方政府都開始嘗試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給予他們經費支持，讓大家終于吃到了“母乳”。比如最近恩派就在成都市獲得了一個政府項目，幫助改善高新區青年的文化生活。

　　草根組織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感受，記者從一些基層政府官員那兒得到了佐證。

　　成都市錦江區民政局局長賀建紅直言不諱：“說實話，以前民政部門確實不夠重視社會組織管理這一塊，在人員配備方面普遍較弱，業務科室就一兩個人。”然而現在情況發生了改變，以錦江區為例，該區出臺了一系列培育社會組織的計劃，不久前，錦江區民政局還加掛了一個牌子——社會組織管理局，由一名副局長專職負責，還擁有一支專門促進社會組織發展的隊伍。

　　“這一切都源于政府認識的轉變”，賀建紅告訴記者，“實踐證明，政府對自身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一些社會事務，完全可以交給社會組織去做，這樣既順暢效率又高。”

　　合作帶來共贏，政府深感“有了一個好助手”

　　“讓我在受助的同時獲得了一顆感恩的心，這是愛心助學協會給我的另一筆精神財富。”這是已被保送研究生的李銳，最近寫給愛心助學協會的一封信。

　　愛心助學協會是南京市鼓樓區的一家公益性社會組織，創辦幾年來，共幫扶像李銳這樣的貧困生1066名，讓兩萬多貧困家庭子女獲得了公平教育機會。

　　愛心助學協會有效的工作，可以說是與政府合作共贏的結果。在協會的發展過程中，鼓樓區委組織部、鼓樓區民政局、鼓樓區殘聯以及一些社區，每年都會向協會“購買”服務。而迅速發展壯大的協會也成為政府的得力助手，鼓樓區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員表示：愛心助學協會確實幫了政府的大忙，彌補了政府工作的不足乃至缺位。如果在其他領域都能有這樣的草根組織幫助政府，那政府的負擔要輕許多，工作也會更有成效。

　　記者調查發現，隨著各地政府職能轉變，如何提供高質量、高效率的公共服務變得越來越重要，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地方政府發現與各類社會組織合作，讓其積極參與到社會建設大課題中來，會對各方面工作產生意想不到的促進作用。

　　山東省青島市市南區通過與社會組織合作，給社區建設帶來了巨大變化。市南區總人口54萬，擁有各類社會組織425家，覆蓋公益慈善、社區事務協調、殘疾兒童康復、困難家庭幫扶、社區矯正、青少年心理健康、老年心理輔導、經濟建設等各方面。該區通過與這些社會組織合作，不僅極大拓展了社區居民交往互動的公共空間，而且社會組織專業化的工作提升了居民服務的品質，增強了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為和諧社區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深圳市通過與社會組織合作，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近年來，深圳市主動為社會組織讓渡空間，通過轉移職能和購買服務的方式與社會組織合作。2008年和2009年，深圳市民政局先后從福彩公益金中安排1970萬元和1760萬元用于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這一措施，促進了社會組織的發展，同時也給政府帶來了驚喜的回報，如商務部和市政府委托市零售商業行業協會編制5個全國零售行業標準，每個標準僅用了13.5萬元，如由政府制訂則至少需30萬元；深圳市福利中心以低于自身服務成本一半的價格，將25個殘障兒童委托民辦的華陽特殊兒童康復中心代養，大大降低了服務成本。

　　社會組織也為化解社會矛盾發揮了積極作用。作為深圳的工業大區，寶安區外來勞務工人數眾多，勞資糾紛也比較多。據深圳市寶安區民政局工作人員潘爭艷介紹，寶安區民政局在有關社區登記成立了10家社區勞動維權類社會組織。目前這10家社會組織已調解了近百宗勞資糾紛。如新安街道海華社區來深建設者援助服務中心努力為來深建設者維權，為轄區50多名來深建設者討薪15萬余元。

　　對于社會組織的作用，作為一名基層干部的南京市玄武區玄武門街道辦副主任劉艷軍，則有著更為深切的感受。

　　劉艷軍告訴記者，每到周末，南京市類似老年康復護理院這樣的地方就會迎來一些志愿者，他們與老人聊天，進行心理輔導。這些志愿者，都來自通過網絡進行聯系的組織——南京義工聯。南京義工聯目前有1萬多人注冊，他們的義工活動，主要是為老人、殘疾人等需要幫助的群體提供服務。

　　劉艷軍說：“在南京市像義工聯這樣的社會組織還有不少，他們的組織、號召能力非常強。現在，我們街道和社區在組織一些義務活動時也愿意借助他們的力量，往往能事半功倍。”

　　記者了解到，社會組織通過承接政府一部分公共服務職能或者對政府工作拾遺補缺，在科技、教育、文化、扶貧、衛生、勞動、民政、體育、環保、法律服務等各領域大顯身手，已成為政府職能之外的有力補充。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