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科舉制度與籍貫觀念

福州臺灣會館進士墻（建設中）（來源：香港中評網(wǎng)）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汪毅夫今天在香港中評網(wǎng)撰文，探討古代科舉制度與籍貫觀念，分析了我國傳統(tǒng)籍貫觀念深厚的幾點原因，讓人讀后對“籍貫”一詞有了更深理解。以下是文章內(nèi)容。

　　何炳棣教授在《中國會館史論》（中華書局2007年7月版）一書里說：“我國傳統(tǒng)籍貫觀念之特殊深厚，必有特殊的原因：一、有關儒家‘孝’的禮俗和法律；二、有關官吏籍貫限制的行政法；三、科舉制度”；又說：“我國制度之中對籍貫觀念之形成影響最大的，莫如科舉”。誠哉是言也！經(jīng)他一說、我們一看，他說得對、我們看得真了也！何炳棣教授據(jù)《大明會典》斷言：“年甲、籍貫、三代的登記自童試始”，這給了我們查找古代府、州、縣學之學籍史料的研究方向。也許是囿于此種史料的欠缺，在談及“清承明制，而條例大備。順治二年（1645）即規(guī)定：生童有籍貫假冒者，盡行褫革，仍將廩保懲黜”時，何炳棣教授舉的卻是晚清狀元張謇“幼時假鄰縣籍貫入學”的事例。   

　　茲從閩、臺兩地舉一二清初的事例罷。            

　　1.康熙四十一年（1702），福建晉江張士箱冒籍入永春縣學 ，旋即被發(fā)現(xiàn)、被除名。張士箱于是移居臺灣，寄籍鳳山。移居寄籍不再是冒籍。張士箱到了臺灣，一邊攻讀學業(yè)、一邊廣置田產(chǎn)。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張士箱進鳳山縣學、撥臺灣府學成為在學生員（俗稱秀才）；雍正十年（1732）成為歲貢生；乾隆二年（1737）回到福建內(nèi)地出任漳州府學訓導。另一方面，其家產(chǎn)日殖 。張士箱家族后來成為閩、臺兩地的大家族。               

　　2.冒籍臺地主要指的是冒籍入學，這是引起公憤的事，因為臺灣的府、州、縣學也有進學名額的限制。乾隆二十年（1755），臺灣嘉義縣“闔縣紳士”因為“憤冒籍之縱橫”，“共同勒石”立了《嚴禁冒籍應考條例碑》，將“雍正五年，特頒綸旨：....今后必生長臺地及眷室有憑者方得與試”刻上了堅硬的石頭。據(jù)《清實錄》，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二十一日 ，福建巡撫劉世明已有報告說：“冒籍者俱已改歸本籍”。因為科舉考試的緣故，官、紳對于童試籍貫的登記，態(tài)度俱是嚴明的。                

　　3.乾隆年間，臺灣鳳山縣學教諭朱仕玠《額定鄉(xiāng)試中式》記：“臺地冒籍者多，中式多非土著。予查臺灣自乾隆癸酉至壬午凡五科，共額中10名內(nèi)，惟癸酉科中式謝居仁一名系鳳山人，余俱屬內(nèi)地”。所記雖是舉人中式，然冒籍乃自童試而鄉(xiāng)試而會試，冒籍與嚴禁冒籍、籍貫觀念同科舉制度的關系總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編輯：田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