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逐漸有著從“作品獎”到“作家獎”轉(zhuǎn)變的趨勢。寬泛地說，嘉獎一個作家和嘉獎一部作品，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并沒有本質(zhì)性的區(qū)別——只要嘉獎的是“值得嘉獎的”。而如果要說這種評獎標準的缺憾，恐怕在于，往往是作家“該獲獎的時候”沒獲，“再不獲就說不過去的時候”才獲。這就有點還債的意味了。

　　不得不承認，茅盾文學獎仍然是當今中國最受矚目的文學獎項。這一方面在于參評作品均為長篇小說，這一文體往往標志著作家在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也在于，茅盾文學獎不僅為中國文學史提供了豐碑，同時還在廣大的普通讀者中具有良好的口碑。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文學獎項爭議頻出、鬧劇不斷的時代，茅盾文學獎的嚴肅性與公信力就更顯得彌足珍貴。

　　而在近年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逐漸有著從“作品獎”到“作家獎”轉(zhuǎn)變的趨勢。具體的表現(xiàn)是，獲獎作家每每是在文學界耕耘或經(jīng)營多年，本人在很高程度被“經(jīng)典化”了的“名宿”。譬如這一屆的獲獎中，王蒙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就已經(jīng)是任何一部當代文學史都無法繞過的重要作家，他的寫作不僅標志著一個歷史時代，甚至可以說標志著兩個、三個歷史時代。其他得主如格非、李佩甫、蘇童，也是成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文學的“黃金時期”，常年享受著那個特殊年代所帶來的巨大無形資本的文壇“巨無霸”。他們的作品天然地有著被人關(guān)注的理由，他們的寫作生涯也有著應該被一個重要獎項所標識的理由。因而，當這樣的作家獲得了這樣的獎項，也就更容易地可以擔上“名至實歸”這個評價。

　　當然，對于茅盾文學獎變成了作家的“終身成就獎”這個趨勢，或許會有人提出異議，比如參評的畢竟是作品而非寫作品的人，當人的因素蓋過了具體因素，是否有失公允？再比如，在這樣的導向下，茅盾文學獎會不會注定“屏蔽”了眾多年輕作家，從而失去了扶持新人，提攜后進的功用？

　　但客觀地說，上述異議即使成立，卻不大可能像“柳忠秧、周嘯天事件”之于魯迅文學獎那樣，損害到茅盾文學獎的口碑。寬泛地說，嘉獎一個作家和嘉獎一部作品，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并沒有本質(zhì)性的區(qū)別——只要嘉獎的是“值得嘉獎的”。作品獎可以服眾，作家獎同樣也可以，比如諾貝爾文學獎。而至于年輕作家在評獎時是否真的“吃了虧”，首先還要看他們是否寫出了足以媲美甚至超越前輩的作品——現(xiàn)在看來，后面的一代、兩代人似乎仍然需要時間。即使從“穩(wěn)妥”和“安全”的角度考慮，將獎項授予創(chuàng)作能力和創(chuàng)作成就已經(jīng)經(jīng)過檢驗的成名作家，也是頗為合理的。中國人總是希望看到“新的”戰(zhàn)勝“老的”，但他們往往忘記“新的”只是“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

　　而如果要說這種評獎標準的缺憾，恐怕在于：獲獎作家的獲獎作品，常常不是他最好的那一部。或者說，往往是作家“該獲獎的時候”沒獲，“再不獲就說不過去的時候”才獲。這就有點還債的意味了。以王蒙為例，即使《這邊風景》獲獎，但誰又敢說這部長篇小說的水準超過了《活動變?nèi)诵巍泛汀凹竟?jié)”系列呢？再比如上一屆獲獎者張煒，《古船》沒有獲獎，評上的反而是一部被人質(zhì)疑評委是否讀完的《你在高原》。但這似乎也是再三權(quán)衡之后的無奈選擇了。

　　獲獎往往比作家最好的作品慢半拍，這恐怕也是一類重要文學評獎的“常態(tài)”。乃至于諾貝爾獎，恐怕也是如此——至今仍有人為米蘭·昆德拉和村上春樹抱不平。而有些獎是穩(wěn)妥的，有些獎是激進的，有些獎是樹碑的，有些獎是打擂的，各種獎項都有它的初衷與功能，也有它的獨特意義，只有所有的獎都是有規(guī)矩并且守規(guī)矩的，才能營造一個更好的文學乃至文化生態(tài)。（穆　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