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饑餓和信仰，兩種講述方式

　　在談論《一九四二》之前，我想先說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這兩部本周在IMAX銀幕接棒上映的重量級影片，盡管背景人物相距遙遠，卻有著某種可相連通的精神脈絡。在《一九四二》全面上映后，越來越多的觀眾也許會聯想起這種連結：《一九四二》開篇之語即“1942年冬至1944年春，我的家鄉河南因為一場旱災，發生了吃的問題”，而讀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原著，你會發現，揚·馬特爾為小說寫的第一句話便是“這本書是在我饑餓的時候誕生的”。

　　因為“吃的問題”，1942年冬，河南的地主老范家踏上了逃荒之路，盡管在出發伊始，老范認為他家與其他平民、佃戶不一樣，有錢有糧，僅僅是在“避災”。很快，所有人成了別無二致的災民，為了吃口糧，他們互相販賣、彼此離散，卻避不了死亡的命運。 100多天后，一無所有、孑然一身的老范踏上了回家的路，只為 “死也要離家近一點”。比起在海上漂流200多天，除了一只孟加拉虎為伴的印度少年派，1942年的中國河南，沒有太平洋上的“奇幻”味道，只有讓人不忍卒看的苦痛和煎熬，“我們都是災民的后代”。

　　李安是偉大的改編者，在他的鏡頭語言下，“少年派”的故事比之小說更具東方式的隱喻，海上漂流的種種奇景更具鼓舞人心的力量，結尾處的逆轉也就更為動魄驚心。你相信這是人與人的故事，還是人與虎的故事？聽故事的加拿大作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人與獸的奇幻和諧，被舍棄的版本，留給了馮小剛和劉震云。

　　當派在暴風閃電中責問“上帝”：“你已經拿走了我的一切，為何還要這樣嚇唬它（老虎）？”《一九四二》里的中國神父也流淚道：“上帝看到了這一切嗎？如果它不能戰勝魔鬼，為什么還要信它？ ”饑餓和絕境會讓信仰崩塌，但不經歷懷疑的“信仰”又怎是真正的信仰……無論是印度少年派還是河南災民，在饑餓面前都首先是“人”，必須為動物性搏斗，在被摧毀和抵抗摧毀的過程中，修煉著人性。而這，也許是人類最終的信仰。

　　演過《鋼琴師》的阿德里安·布洛迪在《一九四二》里飾演報道這場災難的美國記者，他對電影的評語簡單明快：“在黑暗痛苦的時期，人性是可以升華的。歷史就是這樣。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學習，別無其他。 ” (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