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作家今何在

　　回顧近百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文明變異、政治更新、代際嬗替一直是主宰其變局的根本因素。而代際的嬗替更是饒有意味。魯迅、郁達夫等“五四”新文學家，創(chuàng)榛辟莽，居功至偉。曹禺、沈從文、巴金等第二代作家緊隨其后，把“五四”精神發(fā)揚光大；錢鐘書、張愛玲等在時局不靖、國族危難之際橫空出世，鑄就經典。新中國成立后，柳青、梁斌等為共和國立下了史詩性的文學存照。上世紀80年代前期王蒙、張賢亮、李國文等反思極左歷史，呼喚改革精神。近三十年來，中國文壇的主導性作家則大多是“50后”，賈平凹、莫言、張煒、韓少功、史鐵生、張承志等人幾乎書寫了大半部當代文學史。同一個年代出生的作家能夠在文壇卓然屹立如此之久，而且依然高潮不斷、佳作頻現，在惟新是從、趨時善變的近百年中國文學史上確實是罕見的。孟繁華先生卻在《文藝研究》2012年第6期上發(fā)表題為《鄉(xiāng)村文明的變異與“50后”的境遇——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的文章，申明為了推動當代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有理由終結“50后”作家建構的文學意識形態(tài)。那么，“50后”作家真的已經成了中國文學發(fā)展的絆腳石？對于這個話題，我有一點淺見，與孟繁華先生商榷。

　　“50后”的創(chuàng)作算不上一部“衰敗史”

　　值得注意的是，“50后”作家適逢變動的大時代，人生底蘊豐厚而駁雜，眼界宏闊而深邃，因此他們既關注波瀾壯闊的宏觀歷史，又措意瞬息萬變的繁雜現實，既能夠高蹈追求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又能夠深情眷注訪幽探奇的個人小敘事，既孜孜探求百年中國鄉(xiāng)村的滄桑巨變，又能及時回應都市文明的驀然崛起，因此他們構造的文學世界第一次較為充分地呈現了百年中國的全息影像，展示出國人云譎波詭的心魂歷程。

　　“50后”作家年輕時大多有過知青、從軍或鄉(xiāng)村生活經歷，在那如火如荼的燃情歲月中曾經飽受生活之火的淬煉，理想的飄飛和現實的泥濘交織于生命深處；而立之年左右，他們又遭遇改革大潮，世俗化之風倏然而至，銷魂蝕骨，生命的挑戰(zhàn)在所難免。與柳青、梁斌和王蒙、張賢亮等為代表的上兩代作家相比，“50后”作家萌生了較為獨特的個體意識、開放意識、叛逆意識；與“60后”、“70后”兩代作家相比，他們又較多地保持了更為開闊深邃的歷史視野、關注國家民族命運的整體意識、憂世求道的使命意識。近三十年我國較為安穩(wěn)的外部環(huán)境和急促變化的時代精神，第一次給作家提供了真正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代土壤。在這樣的背景下，“50后”作家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

　　賈平凹就是個顯著的例子。自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他以商州系列小說登上文壇以來，就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何直面現實，書寫宏大歷史，展示中國城鄉(xiāng)的滄桑巨變。《浮躁》問世，讓人驚異于他對改革大潮的精心描繪；《廢都》出現，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轉型；《秦腔》高唱，更是讓人驚異于鄉(xiāng)土敘事的瑰異。孟繁華先生說，賈平凹已經離開了青年時代選擇的文學道路和立場，其創(chuàng)作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衰敗史”。但我并沒有感覺出“衰敗”的跡象，反而認為如果賈平凹只能停留于商州系列小說的創(chuàng)作，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賈平凹如此，莫言亦然。自從《紅高粱》以叛逆的姿態(tài)問世以來，莫言也沒有停下腳步，《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長篇小說不斷刷新世人對百年中國鄉(xiāng)村的理解，綿綿不絕的民間精神在莫言筆下活色生香、龍騰虎躍，浩蕩如裹挾一切、東流入海的巨川。這恐怕也算不上一部創(chuàng)作的“衰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