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馮驥才對記者說，在文化上自己“是個失敗的人”。從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作以來，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東西賽跑，他的對手有時是權力，有時是市場。比如，他多年前就開始批評全國流行的“舊城改造”，多次呼吁市長們和地產商們給城市多留點老房子，多留點記憶，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結果令他灰心，“我們600多個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見11月8日《中國青年報》）
大名鼎鼎的馮驥才承認自己“失敗”了，可我們怎能忘記他的努力與勸告——“一個民族文化的峰頂是不能夠輕易被產業化的”、“一些地方政府要拆一片歷史街區的時候，往往不聽專家的意見，卻只是讓專家去論證他們拆歷史街區的正確性”……或許這些言論已被公眾和社會銘記，然而不斷需要面對的現實以及由此產生的無力感，令這位老人深感挫敗。
在馮驥才先生眼里，“600多個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也曾表示，“幾個城市的俯瞰圖放到一起，你都沒法分辨哪個城市是哪個！”而見諸媒體的不少事例，都表明文化景觀保護過程中不顧及文化價值地過度開發用于商業或旅游發展，一些文化遺產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
無論是制止權力擴張還是抑制市場欲望，都需面對一個迫切問題：經濟開發重要，還是文物保護重要？如何破解文物保護與商業開發的矛盾，解開保護和開發糾纏的死結，是走出文化遺產保護“失敗觀”的必然。
進一步說，一是應防止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異化為攫取經濟利益的籌碼。在文化遺產保護中，有時權力的直接參與熱情遠遠大于監管，不是積極為文化遺產保護搭臺唱戲，而是跑上臺去自我表演，其目的在于盡快將文化遺產保護做大做強，做出經濟收益，甚至把某些變形的政績觀隱匿其中。
二是應拋棄實用主義思維，站在文化和文明傳承的立場上來看文化遺產保護，而不是掉進功利主義和利益至上的陷阱中。必須反對畸形開發，反對不遵循客觀規律、不尊重歷史、急功近利的開發；反對不惜犧牲環境、犧牲珍貴歷史文化資源、犧牲整體形象的破壞性開發，淡化進而祛除經濟利益思維，而不是盲目追求經濟效益。
曾有論者說，我們保護古建筑的最大熱情，直接或間接來源于我們的歷史情感，這多半是在教育中養成的，卻不是來源于保存歷史信息的科學邏輯；而促使我們采取實際行動的力量則是現實利欲。根據這樣的邏輯，當我們不以政績和利益的目光打量文化保護時，才算真正讀懂了馮驥才先生的無奈。（朱四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