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作用 路遙知馬力

　　美國《星島日報》23日發表評論說，兩岸關系從1949年隔海對峙到今天已經走過66個年頭，這66年里兩岸關系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987年蔣經國宣布開放臺灣外省籍老兵赴對岸探親，正式打破長達38年“老死不相往來”的分隔狀態，將兩岸關系帶入民間交流時代。

　　第二次重大突破是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首次“汪辜會談”，正式打破兩岸當局從不往來的政治互斥狀態，將兩岸關系帶入兩會協商時代。

　　“習馬會”是兩岸關系的第三次重大突破，正式打破兩岸公權力機關需要通過白手套才能交往的政治定位不確定狀態，將兩岸關系帶入最高層級直接交往時代。

　　相較于前兩次的重大突破，“習馬會”邁出的腳步在歷史跨度上實屬空前。“習馬會”為兩岸政治交往模式樹立了新的歷史標竿，向兩岸人民與全世界釋放出巨大的政治和解信號。“習馬會”也大幅提升了世人對兩岸未來政治互動的想像。

　　“習馬會”并以最明確、最高規格的政治對話形式，確認“九二共識”乃是7年多來兩岸關系得以在和平發展道路上持續前進，最關鍵也是決不可動搖的政治前提，是確保臺海和平與穩定的定海神針。

　　由于馬英九的任期到明年5月屆滿，“習馬會”的政治宣告未必能確保臺灣下一任領導人延續馬英九的政策路線或繼續堅持“九二共識”，但“習馬會”已經為處于歷史十字路口的兩岸關系勾勒出明確的道路選擇藍圖。橫擺在臺灣面前的是兩條清晰的道路選擇，或是選擇導向深化和平發展的陽關道，或是選擇導向碰撞沖突的獨木橋。

　　這將讓島內的政治人物很難繼續以不切實際的幻想或美麗而空洞的詞藻來蠱惑選民，即使能蒙騙一部分選民于一時，也無法長期奏效。因此，“習馬會”的政治約束與引導作用將是長期的、持續的，對其政治效果的評價也應該是站在歷史高點向遠處眺望，而不拘泥于短期的政治效應。

　　這就好比，當我們評價“九二共識”與1993年“汪辜會談”的歷史作用時，不會僅僅關注1994年之后兩岸關系波折橫生，而低估其長期的引導效果。在1995年到1988年之間，因為李登輝的康奈爾之行，與全面推動重返聯合國運動，正面挑戰大陸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底線，“汪辜會談”曾經中斷4年。兩岸政治關系在2000年陳水扁上臺后，更陷入急速冷凍的停滯階段，政治互信全面倒退，兩會協商機制也中斷了8年之久。但兩岸關系在2008年以后峰回路轉，還是藉助“九二共識”提供的既有政治互信基礎與兩會協商樹立的交往模式，迅速回到和平發展軌道，并開創出一連串的新局。

　　如果我們將“九二共識”比喻為撐竿跳中選手倚賴的那支撐竿的話，過去20多年里，這支竿一次又一次讓兩岸關系一舉跨越之前難以想像的歷史新高度。從1993年的“汪辜會談”確立兩會定期協商機制、2008年全面啟動“三通”與開放大陸觀光客赴臺、2010年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到2014年一舉突破兩會框架，開啟大陸臺辦主任與臺灣陸委會主委定期會晤機制。每一次的突破，都意味著在“九二共識”的政治互信基礎支撐下，兩岸關系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仍蘊藏巨大的潛在能量有待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