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狀告檢察官侯寬仁偽造文書，島內各方引發見仁見智的爭議。臺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這種現象對民眾的法律感情已構成明顯的傷害，難道不該認真地予以糾正？
社論說，有司法實務經驗的人都知道，檢察官偵訊筆錄記載與事實有出入，可謂司空見慣。而一旦作成筆錄，要推翻它簡直難如登天，往往要耗費極大的司法資源。從而，檢察官筆錄記載與事實有出入，究竟該不該負責？該負責的話，今后又應如何防范，應當是“告檢察官”的意義所在。
司法實務上，檢察官偵訊筆錄與訊問實況不符，一定是在審判中比對偵訊光盤之后，方得以呈現。馬英九特別費案，侯寬仁對被告馬英九以及證人所作筆錄不實，就是如此揭發的。然而，侯寬仁的不當行為揭發之后，連法院判決書都指出“為實務上所罕見”，臺灣司法行政當局卻對侯寬仁無任何處置。以馬英九案之受社會矚目，侯寬仁惡搞筆錄都無任何處分，則其它案件檢察官炮制離譜筆錄的行為，更不會受到任何懲處。就此而言，以馬英九的行事風格，不可能要求司法行政當局對侯寬仁作任何懲處；而選擇依法告訴、聲請交付審判的司法程序尋求其心目中的正義，則是可理解的做法。社論認為，本案實在不必因“領導人告檢察官”而失焦，反而應借此機會好好檢討檢察官偵訊筆錄的問題。
臺北地檢署對侯寬仁處分不起訴，理由是“證人有簽名確認筆錄，故無不實”。這個理由只要問問任何有過接受檢察官偵訊經驗的人，就知道根本不能成立。在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里，檢察官還擁有一定的強制處分權。在偵查庭之中，也把檢察官安排得高高在上。在這種氛圍里，主觀強的檢察官常常主導問題，證人回答不合其意，往往換來一陣責罵、羞辱、嘲諷。侯寬仁自行按其意思記載，那已經算是客氣了，試問有誰敢向檢察官爭論筆錄記載的內容？且若筆錄簽名真能確保筆錄正確的話，又如何會出現筆錄記載與光盤不符的情況？由此可見，筆錄簽名自不能當成筆錄造假有理的依據。
社論說，如前所述，檢察官不實筆錄進入審判后，于法規上它“原則上有證據能力”，想要推翻，委實很難。縱使調取光盤、當庭勘驗，證實筆錄記載和當初問話的實況顯不相符，也不一定就能推翻。因為，臺灣地區的刑事訴訟法規中規定，被告筆錄和錄音光盤不符就不具證據能力，但對證人卻沒有類似規定。因此，被告方面即便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證明了證人筆錄與光盤不符，是否有證據能力，還要看法官的態度。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筆錄“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其原意是尊重檢察官的專業良知和職業紀律。現如今，在實務運作上，卻成了一些主觀、偏執的檢察官刻意入人于罪之手段。
社論認為，要根本解決檢察官筆錄的爭議，臺灣的“刑事訴訟法規”應該修正，規定證人筆錄若與光盤錄音不符，即無證據能力。如此一來，不論檢、警、調，必將失去導引證人答話的誘因。就事論事，被告本來就有緘默權，說謊也無責任，其筆錄與錄音光盤不符即無證據能力；而證人原則上不能拒絕回答，說謊亦有刑責，要求上嚴格得多，其筆錄與錄音光盤不符反而未必沒有證據能力，這顯然輕重失衡。
除了筆錄證據能力問題，一旦證實檢察官的偵訊筆錄與訊問實況不符，檢察官該負什么責任？倘若以該案件其它證據綜合判斷，該檢察官這么做是明知、有意，而目的在于使人受追訴或不受追訴，當然就應該負刑事責任。倘若不能證明其有這種犯意，至少應給予行政處分，這樣才能整飭檢察官的紀律，樹立臺灣檢察官的威信。
社論最后說，像侯寬仁制作那樣荒唐的筆錄，卻不受任何懲處，則給民眾的印象就是檢察官可以任意胡作非為，卻拿他毫無辦法；這種現象對民眾的法律感情已構成明顯的傷害，難道不該認真地予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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