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聯合報》今天的社論指出，臺“立法院”昨日行使“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八位“大法官”同意權，全體被提名人均采“一票一人”個別同意，結果“正副院長”及四位“大法官”過關，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遭到否決。 這是自二零零三年起，“大法官”采十五人之中八人任期與七人任期交錯制以來（即二零零三年“大法官”八人任期四年，七人任期八年，八人屆滿之后亦改為任期八年，使“大法官”爾后均每四年半數更替），首次換屆。此制設計目的在于避免“大法官”均由同一“總統”提名，但首屆十五人以及此次更換的八人，卻均由陳水扁提名，而陳水扁確是爭議極大、統治正當性備受質疑者，因而“大法官”的提名及同意，乃至“釋憲”職權之行使，也連帶受到社會輿論頗多訾議。 “大法官”是“中華民國憲法”之守護者；站在這樣的高度，“大法官”對民主“憲政”秩序自當有高瞻遠矚的見識，亦應有貫徹“憲法”精神的道德勇氣，否則即不配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榮耀。然而，在本屆“大法官”任內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中，“大法官”“釋憲”的結果，卻常見屈從于政治現實或統治權力，令臺人十分失望。 社論茲舉三件“釋憲”為例：“三一九”真調會“釋憲”案、NCC“釋憲”案，及“公務機要費釋憲”案。“三一九”事件是導致陳水扁第二任期統治正當性動搖的重大事件。此一事件竟交由通常的“國家”機制如警調、“國安”機關以及檢察官來處理，由于受調查者正是掌握權力者，較有事實上的困難，且難以獲得社會信任。然若此一事件一日不獲徹底調查，陳水扁即一日受到質疑，此必將影響當局的施政能力與統治正當性。因此，由“立法院”主導設置調查機制，朝野黨派均派員參與，正是唯一可行的、能獲得公信力的調查設計。然而，民進黨當局一方面以自創的“行政抵抗權”杯葛，一方面聲請“釋憲”；結果，“大法官”不但有人在“立法院”審議真調會條例時打電話給“立委”關說，還作出了自行將真調會局限于“國會調查權”的解釋，扼殺了真調會。“大法官”這種行為看似幫了陳水扁的大忙，實際上卻是使陳水扁重獲統治正當性的機會也因而喪失，其政權陷于這幾年來的內耗空轉，于臺灣及于其個人其實均大大不利。這是“大法官”懦弱短淺，受到政治現實牽制的一例。 NCC的組成方式之所以與一般機關均不相同，背景因素是當局近年來不依法行政的事例罄竹難書，對諸多行政系統內的合議機關竟亦任意操控，“立法院”在野黨派遂要求NCC的組成必須由“立法院”參與，不能同意由“行政院”一手控制。這樣的訴求，在今日政治情勢下，是有一定道理的。“行政院”透過中選會操作“公投”綁大選，就是一例。然而，“大法官”對這樣的政治現實卻視而不見，亦不能接受NCC的特殊性，一味以形式上的權力分立為由，否定“立法院”參與的正當性。這是“大法官”所為解釋局限性的一例。 社論指出，至于“公務機要費”的釋憲案，“大法官”雖然并未阻止審判；但“大法官”解釋中，創設所謂“總統”“機密特權”以及特別的取證程序，后來仍被陳水扁“鉆巧門”，企圖用核定絕對機密、永久保密的方式，封鎖全部證據及筆錄，達到阻止審判的目的。近來“大法官”“釋憲”習于“造法”，卻因此被陳水扁利用，甚或甘受陳水扁利用，以致間接影響了“公務機要費”弊案的審判，亦即影響了正義的實現，此案即是鮮明的例證。 如今，下屆“大法官”在爭議中產生了新的人選。新任的“大法官”將要擔任“釋憲”工作，至少到下任“總統”的四年任期屆滿為止。換言之，將是陳水扁提名的“大法官”，要在新的“總統”治下行使“釋憲”職權。臺人只能期望陳水扁“毀憲”玩法的惡劣風氣，不要感染到未來的“大法官”，亦不要繼續污染傷害未來的“憲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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