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對美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并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紀念活動，這不僅是中美兩國年內最重要的事件，也必然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作為當今世界的兩大經濟體和軍事強國，中美關系早已超過了兩國的范疇，而關系到全球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然而，近期中美兩國內部、兩國之間和所處的國際環境都發生了一些微妙的雜音和變化，習主席此訪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能否繼續前行至關重要。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源于新的時代背景和兩國國力的相對變化。新形勢下，傳統中美關系中“美國出招、中國接招”的方式已不足以穩定兩國關系，處理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和挑戰。兩國之間的互動需要更加頻繁、深層、對等，才能最終構建出兩國“不沖突、不對抗”的戰略穩定框架，尋找出兩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創新性路徑。實現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不僅有利于兩國，也是對全世界的一大歷史貢獻。

　　其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致力于消除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既消除了國際社會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也為國與國之間消除戰略猜忌探路。中美兩國分別是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代表，同屬于亞太地區，客觀上存在著戰略上的擠壓和碰撞。歷史上，類似中美這樣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社會文化有較大差別的兩個大國鮮有實現權力共享、和平共存的先例。然而，一旦中美出現直接對抗，必然殃及全球，世界上其他國家均不愿看到此種情況。這種歷史悲觀和現實憂慮可能讓中美的小矛盾被放大，兩國社會將某些細節視為某種戰略性的信號。中美能否解決“修昔底德陷阱”，關鍵在于控制并最終趨勢性減少兩國不斷滋生的戰略猜忌。如果兩國能夠達成這一前無古人的戰略創新，國際社會將迎來又一個漫長的和平時代，國際政治也有望走出弱肉強食的強者思維。

　　其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用于解決兩國關系中前所未有的新議題，這為其他國家提供經驗與借鑒。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讓中美兩國開始面對一些來自新領域的矛盾，兩國政府在解決這些新問題時沒有經驗可循。例如網絡安全問題，該問題2010年后才引起輿論關注，但其后續發展卻超出了兩國決策層的預料，如今已成為中美之間的焦點矛盾之一。再如反腐合作問題，中國加快依法治國建設及民眾對社會公正的追求把這一問題推上了中美關系的前臺。處理這些新問題不僅需要外交層面的密切溝通，也需要兩國決策層、執行層和民眾對新問題有客觀認識，找出兩國在新議題上的核心差異，進而制定共同規則，利用程序化、機制性的渠道解決此類矛盾。中美之間關于此類新議題的共識、規則和解決方案可為國際社會制定相關國際規則鋪路。

　　其三，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面向未來，體現出兩個大國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共同責任。諸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公共衛生和跨國犯罪等不僅對現存國際秩序帶來沖擊，也危及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美國無力獨力應對和解決這些難題，而需要更多國家的支持和協作。中美洽談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以來，兩國已在氣候變化上達成重要協議，為國際社會共同行動奠定基礎。兩國在應對西非埃博拉疫情上分頭行動，控制其致命疾病在全球傳播。這些合作在國際社會上開了好頭，也造福于全球最不發達國家。

　　雖然中美對實現這些美好愿景有共同期盼，但當前兩國正面臨一些逆潮和障礙。全球層面上，作為推動中美關系最大動力的全球化正在減速。最新公布的《世界貿易監測》稱，今年上半年，全球貿易遭遇自金融危機以來最大幅度的萎縮。西方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滲透也引發激烈抵觸，催生出該地區的極端思潮。中美關系方面，美國戰略界正在掀起一股“拐點論”的大討論，一些專家學者和部分政府人士開始懷疑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進而認為美應改變對華接觸策略，使用“硬碰硬”的方式解決兩國關系中的糾紛。一旦中國確信美對華采取遏制策略，中國對美認知也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兩國國內方面，中國的國內改革和經濟轉型正進入深水區，開始遭遇一些阻力和意外；美國則正進入四年一度的選舉期，中國議題可能再次成為各總統候選人的話頭。這一背景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推力，“一路皆亮點”的習近平主席訪美之旅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