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比弱勢群體更弱勢的是文物

　　埃及動蕩的局勢說到底，是大勢力、大人物間的大場面、大博弈，小勢力、小人物則注定是身不由己被卷入其中不能自拔的受害者。

　　從“尼羅河革命”到“8.14清場”，大勢力、大人物們不斷變幻著強與弱，得勢與失勢，改換著立場、門庭、口號，對他們而言，強與弱，施害者與受害者，是不同時期的角色切換；而另一些更弱小的勢力、個人，則在任何時候都是弱小者、受害者。

　　誰是埃及變局中最弱小的弱勢群體？科普特基督徒？什葉派穆斯林？新老自由派？帶有工團主義色彩、被稱作“永遠反對派”的“廣場派”？還是喪失工作、每日指望補貼大餅糊口的底層平民？

　　他們當然是弱勢群體，只能隨波逐流，而無力左右自己的命運。但他們畢竟是活著的人，即便沒人聽、沒人看，他們至少仍然可以喊，可以寫，可以上街，而在這個世界最古老文明的發(fā)祥地，還有另一個比這些“活著的弱勢群體”更弱勢的群體：“死去的”文物。

　　8月17日，英國《每日郵報》報道稱，埃及著名博物館——馬拉維國家博物館(Malawi National Museum)遭到不明身份暴徒洗劫、破壞，館藏眾多珍貴文物或失竊、或嚴重受損、或下落不明，損失至今難以估量。

　　將此次文物浩劫歸于“清場后果”實際上并不確切：盡管報道系“8.14”清場后3天刊出，但報道中所述馬拉維博物館遇劫事件，卻是發(fā)生在8月12日，即“清場”前兩天的。毋寧說，埃及文物這個既不能喊、也不能寫、更不會上街的“最弱勢群體”，一直是埃及社會動蕩的最大犧牲品。

　　早在“尼羅河革命”期間，就不斷傳出博物館遭沖擊、金字塔或木乃伊等文物受威脅的信息，今年早些時候埃及《中東日報》也稱自“尼羅河革命”以來，埃及700個考古遺址區(qū)中有至少250個發(fā)生非法盜墓事件，而愛資哈爾大學教授穆罕默德.塔瓦卜則稱，截止今年2季度，僅尼羅河三角洲地區(qū)文物倉庫中失竊文物總量，就已高達1228件，而天高皇帝遠的上游省份更是每天都發(fā)生文物失竊案。

　　既然是“最弱勢”，就不得不飽受各方欺凌蹂躪。

　　首先是政治、宗教勢力。

　　“革命”爆發(fā)后，原本被壓抑的部分極端原教旨勢力開始對所謂“異教徒遺存”的古埃及文物發(fā)出“討伐令”，在他們看來，“討伐”這些文物既無需擔心反抗，又可迅速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鼓舞狂熱信眾的熱情，正所謂本小利大。事實上不僅埃及，馬里、索馬里、阿富汗等動亂地區(qū)，都曾發(fā)生并正發(fā)生著這類文物破壞事件，阿富汗塔利班炸毀巴米揚大佛、馬里“圣戰(zhàn)者”在古城廷巴克圖毀滅文物、發(fā)掘古墓，都是著名的惡性事件。這類破壞古已有之，且并非某個單一政治派系、宗教的專利。

　　不僅如此，在混沌復雜的政治迷霧中，也有另一些政治勢力看中了“最弱勢”的文物，并不惜犧牲這些“最弱者”，以達到構陷政敵的目的。在多次發(fā)生的，針對非穆斯林文物的破壞、洗劫案后，兄弟會發(fā)言人都出面澄清“非本方所為”，并指責當局或敵對勢力刻意栽贓。不管真相如何，都表明文物破壞在埃及當前政局下的復雜性，和文物的“最弱勢”地位。

　　其次，則是因長期動蕩而導致的疏于保護。

　　埃及文物遍地，且動輒有數(shù)千年歷史，不論搶救性挖掘、保護還原或陳列展覽，都需要大量經(jīng)費和穩(wěn)定社會環(huán)境。但“革命”以來埃及經(jīng)濟陷入困境，政府債臺高筑，各派政治勢力忙于互斗無心文物，導致許多博物館、展覽館和文保設施停工待檢或年久失修，已有設施的保安系統(tǒng)落后或缺裝，保安人員短缺，令許多珍貴文物暴露在危險境地。

　　第三，是文物販子和宵小們的趁火打劫。

　　《中東日報》報道稱，“尼羅河革命”爆發(fā)4個月后就失竊文物1000件，而“革命”后的兩年間，文物走私案同比增長了90%。混亂的政局勢必為文物的偷盜、買賣、走私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古今中外，凡亂世必成文物流失重災區(qū)，已成為一道“鐵律”。

　　當然，活著的人總比最珍貴的、沒有生命的文物更可貴，在埃及人中弱勢群體們命運安定下來之前，埃及文物這些“最弱勢群體”的命運，怕不會得到實質性改善。但無論如何，這對于全球文物界是莫大的損失、遺憾，對包括“強者”甚至施暴者在內的廣大埃及人而言，則更是“多輸”的結局——要知道旅游業(yè)是埃及最重要的經(jīng)濟部門和外匯收入支柱，占全國年GDP比重10%以上，這其中許多游客、尤其肯花大錢的外國游客，是沖著埃及的古文明和文物來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原標題:埃及比弱勢群體更弱勢的是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