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特·坎貝爾：如何改進美中對話機制？

　　新華網北京4月24日訊 美國前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科特·坎貝爾24日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如何改進美中對話機制？》，文章稱眼下，美中之間有著當代一些最繁忙最復雜的外交機制。主要內容如下：

　　世人帶著遺憾告別了令人懷舊的有關俄羅斯的冷戰觀點，也告別了歐洲各國團結一致、實行單一外交政策這一未能成真的夢想。如今，美中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一關系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須被嵌入美國亞洲外交從日本到印度的大框架，但毫無疑問，美中關系將是21世紀的關鍵。隨著中國迎來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領導層，隨著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開始第二個總統任期，當前對美中關系的未來具有決定性意義。雖然兩國均面臨棘手的國內議程，但華盛頓和北京方面都充分認識到雙方國際互動的重要性。

　　目前雙方討論更多的很可能是在何處商談、如何商談，而不是他們要談什么。的確，華盛頓權力走廊的各方普遍認為，有幾大關鍵問題需要美中雙方高層的關注，包括朝鮮、伊朗、宏觀經濟政策、市場準入、網絡問題、能源安全以及氣候變化。不過，一些最有意思的決定是關于采用何種機制圍繞這些話題展開對話。眼下，美中之間有著當代一些最繁忙最復雜的外交機制。

　　在奧巴馬第一屆任期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財政部長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每年都與相應級別的中國官員會晤，商討帶有廣泛商業、政治、軍事和戰略意義的話題。美中商貿聯合委員會（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使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和其他經濟主管部門的重要官員得以參加討論，圍繞貿易摩擦和知識產權案例展開密集磋商。五角大樓則通過它的各種渠道進行自己的對話，包括防務磋商，這些磋商使雙方能夠展開戰略討論，交換各自在安全領域的看法。上述只是兩國政府在不同級別數十條互動渠道的一小部分。美中領導人還利用多邊峰會和國事訪問的機會舉行大量會晤。這些互動應當繼續下去，但在形式和場合上需要有所創新。

　　自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時代起，中國便清楚，白宮的大力參與對美中雙邊關系至關重要。去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湯姆 多尼隆（Tom Donilon）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舉行廣泛會談，并有機會與中方整個即將上任的新領導層見面，以強調奧巴馬總統對于打造堅實、合作的美中關系的承諾。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和之后拜登于2011年回訪中國時，兩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系。當然，奧巴馬在過去4年內與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也舉行過數量堪稱空前的會晤。不過，雙方的交流仍有改進余地。

　　以下是值得考慮的幾件事。首先，需要舉行更多的跨部門對話，讓多個機構的官員坐在一起應對復雜問題。例如，要有效解決網絡安全方面的關切，就需要軍方、情報官員和文職的外交政策官員共同磋商。幾乎所有棘手問題（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都需要更多相關部門參與常態化的高層磋商。

　　第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落實具體步驟，而不是只停留在口頭上。雙方需要聯合制定計劃，構建全面合作的習慣。合作事項包括：發展項目、人道主義救援，以及（或許是最重要的）當美國和中國軍隊在近距離執行各自的任務時防范危機。

　　第三，發揮創造力，設法讓高級領導人有更多時間共同應對21世紀的挑戰。國事訪問程序繁瑣，牽涉過高的成敗負擔，還有太多象征主義的東西。而利用多邊會議碰頭則往往時間倉促，難以完成任務。或許兩國應該考慮舉行領導人之間的“工作會議”，精簡隨從人員，剔除瑣碎事項。

　　顯然雙方都希望避免給人以冷戰的形象，但美國和蘇聯曾在幾十年期間因為不便安排互訪，而在馬耳他、維也納和雷克雅未克等中立地點多次舉行此類會議。兩個最重要國家的領導人總能在地球上找到一個地方，共同商討地球命運和其他大事吧？（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