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強拆出了人命，守土有責的長春市長崔杰，在中央部門的責令下，先是幾近悄無聲息地向市民道歉；再次引起圍觀后，才在地方媒體《長春日版》上頭版頭條道歉，然后自稱“已經道歉過很多次”，釀成了一場輿論風波。

　　觀其道歉過程，總覺得心里不是滋味，如此“用力擠牙膏”所帶來的道歉是否真誠呢？

　　是的，畢竟道歉了，總比死扛和狡辯要好。而“死扛和狡辯”的表現形式，有時可能是“臨時工干的”等丟卒保帥的伎倆。道歉即認錯，有錯不道歉，錯誤不會自動跑掉；有錯不認錯，則等于錯上加錯。無論表現形式如何，“死扛和狡辯”，要么是死抱著“官尊民卑”的陳腐面子觀，要么是擔心因道歉會對官員自己產生“實質不利”。這些想法的存在，其實反證了為什么這次的道歉，必須要中央部門下令“責成”才行——意識還是不到位啊。

　　官員道歉，首先在于主動。小學生恐怕都熟知“聞過則喜”、“做錯了事要說‘Sorry’呀”的道理，難道學歷越來越高、年紀越來越大、位置越來越顯赫的官員不曉得這些道理？若動輒要中央或上級來強壓，只能說明素質很有問題。當然，主動道歉并非就是真誠的認錯，道歉畢竟只是口頭或書面的言辭，一旦有官員主動而高調地道歉時，也不妨細看一下，他（她）是否在玩“口惠而實不至”的鬼把戲？

　　官員道歉，更在于行動。針對錯誤本身，行動至少要達成兩類期望：對錯誤進行合情合法的全面處理、可有效防止同類錯誤將來不再出現；針對道歉者本身，我們不敢苛求他（她）像日本人那樣動輒自殺謝罪，但至少能將其按黨紀國法予以懲罰；且懲罰勿要玩遮人耳目的“壁虎斷尾術”——風頭一過，好官我又為之了。

　　官員道歉，最高境界當然在于預防道歉。換言之，官員必須以民意與法規黨紀為準繩，把工作盡力做好，避免一些完全不應該發生的錯誤，于是道歉也就不存在了。硬要等到東窗事發才道歉，哪怕道歉言辭多么主動和真誠、道歉行動多么及時與合理，有時候還是無法挽救一些損失和傷害。譬如說，道歉就不能把人復活。

　　道歉的境界實際是執政的藝術，也是為民意識的標尺。謹記！（蔣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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