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擾草根NGO已久的身份問題，最近似乎出現破解的曙光。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會上表示，民政部門對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履行登記管理和業務主管一體化職能。有專家認為，民政部再次重提放開三類組織登記，表明政府今年已經加快雙重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而這也對未來政府管理社會組織以及NGO能力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京華時報》7月11日）

　　消息一出，有人拍手稱快，有人將信將疑，這樣的消息已經出現多次，這次會有實質性進展嗎？據了解，截至2010年，我國在民政部門注冊的社會組織約44萬個，其中社會團體24.3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9.5萬個，基金會2600多個。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計，在中國至少有300萬未登記的社會組織，近九成民間組織處于“非法狀態”。政府部門一般也不愿意作為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部門，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慮，往往將上門申請的社會組織拒之門外。此次思路轉變，對民政部門是一次挑戰，對民間組織發展而言則是難得的機遇。

　　民間組織是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政府需理應民間組織行使社會服務功能，承擔部分公益事業，并通過其反饋的信息作為立法決策的參考依據。民間組織也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在西方一些國家，政府和民間組織是所謂的“伙伴關系”。政府把資金資助給社會需要、能發揮積極作用的民間組織，從而起到對民間組織優勝劣汰的調控作用。民間組織在接受法律規范約束，接受政府考核監督的同時，應具有獨立性。我國民間組織的官方色彩比較濃厚，行政性比較強，等級制明顯。一般而言，民間組織內部通常實行民主管理，組織結構、官員的產生、經費管理、內部決策等能夠體現會員的控制作用，但當前我國民間組織基本上是按照官僚制建立和運轉的。

　　值得關注的是，民間組織畢竟不是行政組織，促進民間組織的發展，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適當放松對公民結社自由的限制，擴大社會團體的范圍。作為以服務為導向的組織，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培育著公共服務的精神，使公共行政不再是政府單方面行使權力的治理，而是整合包括非政府組織和民間資源，實現社會善治的過程。政府可以考慮改革壟斷性民間組織的運轉模式，減少財政資金資助、放松政治干預，培育它們的民間性格和獨立性，創設條件促使全國和地方形成各種民間組織相互競爭的格局，這樣才能建立良性的治理機制，才能在良性共治中實現政府和社會的目標。

　　提高治理能力的可行途徑是釋放民間組織的生存空間，讓它們更多地依賴社會資源獨立成長，這樣既可以節約政府資源，讓政府從微觀治理中解脫出來，還可以培育更多的全國性民間組織，更好地發揮民間組織的協調作用和資源籌集作用，彌補政府的治理不足。一方面，政府應該充分尊重民間組織的民間性，不能把它作為政府機構的附屬部門，不能干預民間組織的具體業務活動。政府應引導、支持民間組織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既可以減少政府管理的成本，又可以調動各種社會力量，形成政府與社會互動的機制。另一方面，民間組織應該有自己的獨立性，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和開展各種慈善活動，不能把自己未來的發展完全寄望于政府的庇護。只有政府和民間組織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民間組織的行政色彩，使民間組織走上自主自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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