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只顧批評城管

　　不少人口口聲聲同情弱者、厭惡強權，但若小販們在他家門前籬下設攤叫賣，那他恐怕是絕對不會容忍的。如果此時城管再文明柔性執法、取締驅趕無力，那他肯定是要告城管一個不作為的

　　城管這支隊伍似乎比中國足球更神奇。一方面，它讓我們集體高大——無論是誰，都可以居高臨下地對它嘲諷一番、挖苦再三；另一方面，它又使我們思維簡捷——不需深究，在城管與小販的貓鼠游戲中，值得同情的必是小販，需要鞭撻的總是城管。

　　如果一個執法部門因為執法動輒遭受道德譴責，那肯定不僅是這個部門有問題，在法律等方面也可能存在問題。法律在多數情況下與道德并行不悖、相輔相成，但也不排除兩者會發生矛盾沖突。同時，法律往往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在市場化和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城市管理立法亟需進一步處理好一部分人“生存權”與另一部分人“生活權”之間的關系，平衡兼顧各方利益，有效疏導合理訴求。此外，立法還要考慮目的與手段的匹配，在要求執法部門依法行政和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的同時，也要賦予其相應的、有效的執法手段，使其在面對日益普遍的暴力和非暴力抗法時，不致陷于兩難窘境：要么發明各種各樣華而不實的柔性執法方式引發輿論狂歡，要么回歸法律強制本性釀成各種事件。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是法律的領引。然而，道德是否就沒有問題了呢？也未必。中華民族向來重視道德教化，儒家學說更是強調以德治天下。但是，儒家學說所倡導的“禮”，重在鞏固皇權、維系等級，無關人人平等，更談不上法治。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道德觀念，很大程度上是重私德、輕公德的道德觀念，是功利主義色彩比較濃重的道德觀念。改革開放以后，經濟轉型、社會變革、觀念多元、思想激蕩，但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主流道德觀，在許多人的道德尺子和鞭子里，依然閃動著傳統道德的影子。

　　于是，我們經常看到一幅奇怪的社會圖景：一方面是整個社會道德血液不夠充沛；另一方面則是各類“道德學家”遍布網上網下。有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動輒揮舞道德的大棒，以泛道德化的方式批評眾多社會現象。比如，聽說有兒童意外傷亡事故，就大肆抨擊社會不公、城市冷漠、制度有罪、管理缺位，卻很少問一問家長是否盡到了法定監護義務，有沒有遵守計劃生育國策。有的對人對己要求迥異，說的做的兩種標準。比如，不少人口口聲聲同情弱者、厭惡強權，但若小販們在他家門前籬下設攤叫賣，那他恐怕是絕對不會容忍的。如果此時城管再文明柔性執法、取締驅趕無力，那他肯定是要告城管一個不作為的。很顯然，這樣的道德氛圍無助于化解社會矛盾，也難以使執法部門有所進步，只會讓我們距離法治社會漸行漸遠。

　　只有將法律的天平和道德的尺子都校驗準確了，并在此基礎上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我們的社會才會更加和諧。只有我們每一個人都先從自己做起，講道德，守規矩，我們的國家才會更加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