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雷鋒無處不在

　　不知不覺間，雷鋒離開我們已經50年了。在離開雷鋒的日子里，人們頌揚雷鋒、懷念雷鋒，也在以自己的行動學習雷鋒。就在過去的2011年，我們就看到了20年堅持義務獻血、傳承愛心的郭明義，以賣羊肉串為生的慈善家阿里木，孤寡老人的好閨女林秀貞，一個人感動了一座城的孟祥斌……無數雷鋒的傳人，在以自己的方式發揚著雷鋒精神，續演著“雷鋒的故事”。看到他們，我們會十分欣慰：雷鋒精神仍在，“雷鋒”就在我們身邊。

　　可在有的地方、有的時候，人們又會遇到一些不愉快、不舒服、難接受的事情，諸如機關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啦，一些按正規途徑很容易就能辦成的事情非要托關系挖門子費好大周折才能辦成啦，本來無償的服務變成有償啦，求醫看病要給醫生護士塞“紅包”啦，等等。就連好心好意救助他人的義舉，也惟恐被人當成“驢肝肺”而心懷忐忑、不敢“濫”施。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人們又覺得雷鋒精神似乎離我們很遠，“雷鋒”跟我們很陌生。

　　矛盾嗎？矛盾，又不矛盾。在市場經濟時代，特別是處在社會轉型期，人們的觀念是多元的，精神操守是多元的。樂于助人、偶爾助人、不愿助人，各種層次的人并存，這就是多元化，這就是社會。過去，在“一元化”時代，凡事講究“一刀切”，學雷鋒也不例外。要學大家都學，誰也不能例外，不管自愿不自愿。在“改造世界觀”的口號下，情愿的和不情愿的，都算學了雷鋒、做了好事。其實，關愛他人、助人為樂是一種素質，是長期修煉和培養的一種習慣。什么是素質？那是融化在血液里、凝結在生命中的本能。它是靠平時的培養和積累而成的。一事當前，只能這樣，沒有第二種選擇。那邊小孩從樓上往下掉了，這邊還在考慮：是接還是不接？現想是來不及的，只能靠本能、靠習慣。

　　這種本能怎么才能形成？當然要靠個人的努力，但又不能全靠個人。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時勢造英雄。雷鋒的出現、雷鋒精神得以發揚光大，從根本上說是有賴于我們這個國度，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奮發爭先、積極向上的社會大環境。雷鋒首先是社會的產物，然后才能談到個人的歷史作用。學雷鋒，黨的組織、政府部門、社會機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應“沖”在前面。領導機關從制度、機制、政策的制定上，要將自己準確地定位在“為人民服務”上；各級干部在工作中處處彰顯的應當是“人民公仆”和“人民勤務員”的身份，而不是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所謂“上行下效”，上面不讓雷鋒“靠邊”，下面就不會讓雷鋒“受氣”。如果領導層面被“權”所困、被“利”所擾，心猿意馬，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無疑是在向雷鋒精神潑冷水。一個相當級別的貪官“背叛雷鋒”會導致多少普通群眾為學習雷鋒的實踐而傷感、寒心？！所以，各級干部學雷鋒、當雷鋒，比老百姓學雷鋒、當雷鋒意義更重、影響更大。“上面”帶頭，越來越多的“雷鋒”才能健康、茁壯地成長，進而蔚然成風。

　　不從培養素質入手，不考慮人們的接受心理，用搞運動的方式學雷鋒，很容易導致形式主義和走過場。一些地方，平時不倡導和鼓勵人們做好事，一到每年的3月5日前后，就把人們一股腦兒地趕到養老院和一些公共場所義務勞動、學雷鋒。結果鬧出了養老院的老大爺一天之內被洗了若干次澡、過馬路的老太太被做好事的“雷鋒”們扶過了好幾次馬路的笑話。受助的人被搞得無所適從、啼笑皆非。好事沒能辦好，倒成了旁觀者的笑柄。也怪不得別人譏笑。雷鋒做好事從來都是為別人著想的，可這種形式主義的“學雷鋒”完全把做好事當成了一種任務，甚至是一種沽名釣譽的手段，全然不考慮受助者的感受。這種適得其反的“學雷鋒”誰會歡迎呢？但愿，別再把學雷鋒搞成“一窩蜂”式的強制行動，別再把群眾學雷鋒“導演”成為領導者揚名立業的“政績秀”，而是應該靜下心來，在啟發人們“為他人著想”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激勵和培養 “助人為樂”的素質上好好下一番功夫，并以實際行動帶動和影響群眾的整體素質。

　　素質提高了，學雷鋒自然也就成了習慣。到那時，雷鋒和雷鋒精神將無處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