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打人開除，城管制度改革須跟進

　　北京市日前召開環境秩序整治總結表彰暨明年工作部署會。劉敬民副市長在會上表示城管人員“凡是打人的都要開除，誰也不要求情”。他同時要求北京市明年完成100個環境臟亂重點地區整治任務的目標，使全市環境達到“奧運標準”。(12月25日《昆明日報》)

　　針對城管粗暴執法的問題，北京市劉敬民副市長對城管提出“打人開除”的硬性要求。措辭嚴厲、語氣堅決。此表態體現出政府規范城管執法，保護執法對象的姿態，在執法實踐中，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執法矛盾，改善城管形象

　　不僅北京要求城管文明執法，好多地方都在采取措施化解城管執法矛盾。比如，組建美女城管隊、媽媽城管隊，給城管放情緒假，等等。但是城管粗暴執法問題由來已久，根源復雜。要切實轉變城管作風，還需要配套制度做支撐。如果不改變城管執法體制，打人的城管多了，哪怕祭出“開除”重拳，恐怕也難以承受城管執法矛盾之重。何況，城管打人如何界定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如果城管采用“打人臉上不見血”的執法秘笈，怎么辦？

　　眾所周知，城管工作比較繁瑣，城管的熱點難點多是違章占道擺攤設點、亂搭亂蓋等瑣碎事務，城管的執法對象多是外來人員和普通市民。城管執法如果方法簡單粗暴，可能導致社會矛盾擴大，造成執法沖突。

　　城管粗暴執法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我看來，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城管人員在執法過程中，由于一些執法對象法律意識淡薄，執法者與被執法者在信息上不對稱、地位上不平等，彼此對執法標的的理解有分歧。有時可能出現妨礙執法的事件，給城管工作造成被動；另一方面，部分城管人員在執法過程中缺乏耐心，執法經濟思想作怪，執法方法簡單粗暴，導致強制執法演變成暴力執法。

　　除了城管執法者作風粗暴以外，城管執法權力泛化是其中重要原因。從當前的城管體制來看，城管無所不管。可以說，沒有哪一個部門的權力像城管這樣集中、密集地與基層百姓打交道。城管執法權力過于集中，與執法對象密切接觸，難免擴大矛盾面，甚至權力失控。

　　何況，多數城管隊員系聘用職員，并非政府公務員，根本不具備執法資格。讓一群沒有執法資格的人參與一線執法，動手砸小攤販的飯碗，名不正言不順，小攤販能答應嗎？副市長既要讓全市環境達到“奧運標準”，又要城管文明執法，對于飽受詬病的城管執法生態是一個考驗。“城管打人開除”能否承受城管體制缺陷之重，有待觀察與驗證。

　　依法行政是公權力的行為邊界。城管代表政府行使執法權，就要解決執法資格的問題。而且城管執法的宗旨是為公眾提供服務，為城市管理服務，而不能單純以苛刻的“奧運標準”作為執法目標，驅趕小販，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

　　因此，要改善城管執法形象。除了組建美女城管隊，要求“城管不打人”以外，更要從體制上對泛化的城管權力“動手術”，對執法對象的生活出路作出制度安排。比如，學習部分城市開放擺攤的管理經驗。與攤販換位思考，解決他們的生活難題。如果小攤販的生存權利有保障，城管人員工作耐心細致，不用美女出面，不用給城管戴“開除”緊箍咒，執法矛盾也會小許多。

　　《個體工商戶條例(征求意見稿)》曾規定，“無固定經營場所的攤販，申請登記為個體工商戶的，登記事項不包括經營場所”。媒體與公眾將此解讀為“流動商販合法化”。盡管正式出臺的《個體工商戶條例》提出：登記事項包括經營場所。但是“流動攤販合法”的民意值得關注。在城市環境與攤販生活尊嚴之間找到平衡點，十分重要。如果城管體制沒有創新，城管執法經濟思維不打破，執法權力得不到規范；如果城市有“潔癖”，容不得便民小攤販，弱勢群體利益不能獲得制度保障， “城管打人開除”恐怕只有符號意義，并不能從根本上化解城市管理難題。(葉祝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