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老人集社會雙重焦慮

　　9月3日上午，武漢市一位55歲的老人在菜場口摔倒后，圍觀者無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時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報》）

　　南京“彭宇案”之后，扶起摔倒的老人，成為一個極具風險的“活”，畢竟現實是最好的“老師”。先前是天津車主“許云鶴案”在法院不能證實撞傷事實的情況下，被判賠償10萬余元；前不久，江蘇南通的長途車司機殷紅彬、乘務員郁維貞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傷的老太太，事后，老太太指稱司機為“肇事者”。但由于長途車上裝了監控探頭，一看錄像，真相大白。不是每一次做好事，都有攝像頭，于是面對摔倒的老人，也就只能充當“圍觀者”，在如此現實背景下，老人摔倒因為無人敢扶而離世，恐怕不會是最后一個。

　　老人摔倒無人扶而離世，集聚了公眾雙重焦慮。其一，扶起摔倒的老人如何沒有風險？做好事，卻會被誤傷，這是誰都傷不起的。不僅要賠錢，而且會陷入不義的道德泥潭，救人本是很輕松、很快樂的事，可扶起摔倒的老人，卻是如此地沉重；其二，我們家里還會有老人，假如我們家里的老人摔倒了，誰來扶？我們也會老，假如有一天是我們自己摔倒了，還能指望陌生人會扶嗎？

　　一邊是焦慮做好事的風險，一邊是害怕沒有人再做好事，摔倒的老人讓社會尷尬不已。

　　焦慮擴散，如果得不到有效釋放，恐怕會越演越烈，這需要有多重的釋放路徑。在我看來，首先，要從相關制度建設著手，當做好事者受到委屈和傷害時，公權部門應該及時主動介入，以最快的速度給做好事者一個清白，同時要大張旗鼓宣傳這種好事，如此，才能卸掉見義勇為者的思想包袱；其次，需要榜樣的引領。如不斷涌現的“洋雷鋒”；還有如“最美醫生”丁欣等等。這樣的榜樣多了，救人的焦慮就降低了；再次，應不斷完善公共服務設施和提高社會福利。在誤傷做好事者的背后，往往是由被救者對未來的恐懼所引發的；最后，是社會誠信的提升。社會成為誠信的社會，恐怕也不會有不敢扶摔倒老人的困難。

　　老人摔倒無人敢扶，只是社會存在巨大漏洞的一個投射，這需要多方面扶正，需要每一個公權部門的努力，也需要社會道義的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