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實現社會管理的“風險溝通”？
時間:2011-06-27 14:20 來源：中國青年報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會議分析了我國當前社會管理的形勢和機遇，明確了下一階段的任務和工作重點，為我國社會管理事業指明了方向。
筆者認為，近年來，我國社會管理領域的風險事件日漸增多，由自然災害、人為事故等引發的社會群體事件呈現增加的態勢。因此，進行社會風險管理、加強風險溝通就成為當前社會管理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所謂“風險溝通”，這個術語最早是在社會學和公共管理領域出現的，其出現的背景恰恰是風險社會已逐漸形成。它吸收了心理學對“風險感知”研究的成果，更關心一般民眾對風險的看法和認識，強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它致力于調和政府、企業界、科學界和公眾之間關于風險問題日益激化的矛盾，通過各種溝通方式增進相互了解，促進一種新的伙伴和對話關系的形成。
怎樣才能實現社會管理的“風險溝通”呢？
（1）以信任為基礎進行風險溝通。
1986年，斯洛維奇提出了著名的“不對稱法則”認為：消極事件摧毀信任較之積極事件建立信任更為引人注意；當事件引起人們的注意后，消極事件較之積極事件帶有更大的權重；人類心理還有一種特性，總認為壞消息的消息源頭比好消息的源頭來得可靠；不信任一旦出現，就會不斷得到加強并維持不變。如果公眾對信息的發布者缺乏信任，那么就很難將信息準確地傳達給公眾，并對公眾產生預期的影響。因此，貫穿在所有風險溝通策略中的一條主線就是必須建立信任，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實現教育、構建共識等目標。
此次日本核危機的信息傳播途徑就存在明顯的信任問題。在核危機剛剛出現的時候，日本政府并沒有與民眾之間建立流暢的溝通渠道，日本首相菅直人對有關核危機的表態前后不一，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口徑也不一致，直接導致了民眾對政府信心的喪失，進而造成了救災和危機處理過程中的一些問題，降低了災害處理的效率，最終導致了議會對政府不信任案的發生。
（2）以伙伴關系為關鍵要素進行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是一個特殊的溝通過程，總體來說，公眾一方總是處在接受信息、詢問信息的位置，因此，溝通的另一方，無論是政府部門或者其他的管理機構，是否能將公眾視為伙伴，對于溝通的有效性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公眾有權參與那些可能對其生命、財產產生影響的風險決策。風險溝通的目標不僅要降低公眾的憂慮和提高采取行動的效率，而且要培養知情的、參與的、有興趣的、理性的、有思想的、致力于解決問題的合作群體。
在2003年我國的SARS事件中，當政府公開了疫情的真實信息，并且向公眾詳細介紹了SARS的傳播機理和預防措施后，公眾對SARS疫情的恐懼逐漸減退。而在此前一些地方處理過程中，公眾一直沒有得到相關信息，與地方政府處于捉迷藏的狀態，從而使得風險溝通的渠道不暢通，溝通的效率也很低，進而引發了部分公眾的恐慌。
（3）運用雙向模式進行風險溝通。
基于專家和公眾在風險感知方面的差異，“雙向對稱溝通”模式逐步成為理想化的風險溝通方式。在這一模式下，必須使不同利益群體的興趣和要求得以充分展示，并以此來處理風險信息和設計溝通策略；要讓公眾參與公共決策，與他們共同商討可接受的風險等級；專家和決策者必須承認自己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必須認識到風險是一個涉及多方利益和權利、需要協商解決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有效的風險溝通的目的。
在近年來的轉基因糧食風波中，風險溝通的模式就存在著一定問題，專家對轉基因糧食的解釋無法得到公眾的認可，且政府在處理相關事件中并沒有征求群眾的意見，而是單方面根據專家的意見來決定政策的導向，公眾作為糧食的最終消費者，其知情權與表達權被相對忽視，從而造成了一些群眾對政府（專家）的不信任，進而影響了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因此，采用雙向溝通模式在風險溝通中是很有必要的。（王東）
筆者認為，近年來，我國社會管理領域的風險事件日漸增多，由自然災害、人為事故等引發的社會群體事件呈現增加的態勢。因此，進行社會風險管理、加強風險溝通就成為當前社會管理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所謂“風險溝通”，這個術語最早是在社會學和公共管理領域出現的，其出現的背景恰恰是風險社會已逐漸形成。它吸收了心理學對“風險感知”研究的成果，更關心一般民眾對風險的看法和認識，強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它致力于調和政府、企業界、科學界和公眾之間關于風險問題日益激化的矛盾，通過各種溝通方式增進相互了解，促進一種新的伙伴和對話關系的形成。
怎樣才能實現社會管理的“風險溝通”呢？
（1）以信任為基礎進行風險溝通。
1986年，斯洛維奇提出了著名的“不對稱法則”認為：消極事件摧毀信任較之積極事件建立信任更為引人注意；當事件引起人們的注意后，消極事件較之積極事件帶有更大的權重；人類心理還有一種特性，總認為壞消息的消息源頭比好消息的源頭來得可靠；不信任一旦出現，就會不斷得到加強并維持不變。如果公眾對信息的發布者缺乏信任，那么就很難將信息準確地傳達給公眾，并對公眾產生預期的影響。因此，貫穿在所有風險溝通策略中的一條主線就是必須建立信任，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實現教育、構建共識等目標。
此次日本核危機的信息傳播途徑就存在明顯的信任問題。在核危機剛剛出現的時候，日本政府并沒有與民眾之間建立流暢的溝通渠道，日本首相菅直人對有關核危機的表態前后不一，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口徑也不一致，直接導致了民眾對政府信心的喪失，進而造成了救災和危機處理過程中的一些問題，降低了災害處理的效率，最終導致了議會對政府不信任案的發生。
（2）以伙伴關系為關鍵要素進行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是一個特殊的溝通過程，總體來說，公眾一方總是處在接受信息、詢問信息的位置，因此，溝通的另一方，無論是政府部門或者其他的管理機構，是否能將公眾視為伙伴，對于溝通的有效性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公眾有權參與那些可能對其生命、財產產生影響的風險決策。風險溝通的目標不僅要降低公眾的憂慮和提高采取行動的效率，而且要培養知情的、參與的、有興趣的、理性的、有思想的、致力于解決問題的合作群體。
在2003年我國的SARS事件中，當政府公開了疫情的真實信息，并且向公眾詳細介紹了SARS的傳播機理和預防措施后，公眾對SARS疫情的恐懼逐漸減退。而在此前一些地方處理過程中，公眾一直沒有得到相關信息，與地方政府處于捉迷藏的狀態，從而使得風險溝通的渠道不暢通，溝通的效率也很低，進而引發了部分公眾的恐慌。
（3）運用雙向模式進行風險溝通。
基于專家和公眾在風險感知方面的差異，“雙向對稱溝通”模式逐步成為理想化的風險溝通方式。在這一模式下，必須使不同利益群體的興趣和要求得以充分展示，并以此來處理風險信息和設計溝通策略；要讓公眾參與公共決策，與他們共同商討可接受的風險等級；專家和決策者必須承認自己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必須認識到風險是一個涉及多方利益和權利、需要協商解決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有效的風險溝通的目的。
在近年來的轉基因糧食風波中，風險溝通的模式就存在著一定問題，專家對轉基因糧食的解釋無法得到公眾的認可，且政府在處理相關事件中并沒有征求群眾的意見，而是單方面根據專家的意見來決定政策的導向，公眾作為糧食的最終消費者，其知情權與表達權被相對忽視，從而造成了一些群眾對政府（專家）的不信任，進而影響了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因此，采用雙向溝通模式在風險溝通中是很有必要的。（王東）
編輯:張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