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的自我救贖

　　在接受《財經》雜志的專訪時，聯想集團掌門人柳傳志先生坦率承認，他所代表的整個企業家階層，“是很軟弱的階層。”軟弱表現為如下兩點，其一是不敢抗爭：“面對政府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只能盡量少受損失。”其二是缺乏公共關懷：“我們只想把企業做好，能夠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強權面前，誰都是弱者，企業家——哪怕是柳傳志那樣的大企業家——也不能例外。但是，中國企業家其實并不是完全被動的，在公共空間中也并不是無所作為的。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多元與復雜。這注定了有太多縫隙，可為新思想和新力量的生長提供空間。

　　如學者孫立平早就指出的，當下中國的一個嚴重危機，即社會斷裂。各個族群彼此遠離，彼此隔膜，彼此誤讀，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累積著怨憤乃至仇恨。其中最危險的斷裂，則是中產和企業家階層，跟底層民眾的斷裂。

　　本質上，中產和企業家階層，跟整個的底層，面對的往往是同一個問題，即法治的缺位，其共同的命運和目標也最需要形成合力。但偏偏在最需要合力之時，社會斷裂卻在不斷擴大。這決非國家和民族之福。

　　這應主要歸咎于中產尤其是企業家階層。當下中國的中產尤其是企業家階層的精神氣質，與學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著重解剖的19世紀俄國的軍功貴族階層非常接近。

　　19世紀俄國的軍功貴族階層，是一個正在覺醒的階層，是一個開始具有人道與悲憫情懷的階層，是一個有良知有追求的階層。所有這些，在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赫爾岑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現。他們可以說是俄國思想啟蒙的先驅。但是，他們所有這些努力，并沒有能夠消弭底層民眾對他們的深刻懷疑乃至仇恨。貴族與底層尖銳對立，這種對立甚至有時候超過了專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這是俄國民粹主義狂飆突進，最終引爆“十月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國的整個軍功貴族，先是在革命浪潮中被迅速邊緣化，接著被當作革命的敵人，最終被全部打倒。

　　為什么努力了而沒能得到正果呢？換句話說，為什么俄國貴族與底層的沖突不能解決呢？最致命的因素，在于貴族自身的人性弱點，即他們的二元人格。他們的大腦往往是清醒的，但是他們的屁股則坐在既得利益這一邊，坐在特權這一邊。清醒的大腦指揮不了屁股，反而被屁股所制約。這就導致了他們思與行、言與行的分裂。他們思想上反對沙皇，現實中卻受沙皇的恩寵，因為沙皇的恩寵不勞而獲、養尊處優。他們明知這不道德，所以他們不斷地自責，不斷地懺悔。但在行動上，他們卻不能果斷拒絕恩寵，不能拒絕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沒有完成自我救贖，也就不可能得到底層民眾尤其是平民知識分子的原諒。一旦革命突如其來，他們就只能被全面清算。

　　今天中國的中產尤其是企業家階層，跟當年俄國的軍功貴族何其相似？他們往往跟權力走得太近，往往因與權力的近距離而受蔭庇，其財富的得來往往不明不白，即往往都有人們通常所說的“原罪”。但是，跟俄國軍功貴族不同的是，中國的中產尤其是企業家階層，缺乏內心的自審，缺乏懺悔和自救能力。所以，中國當下的社會斷裂，尤其是企業家階層與底層民眾的斷裂，可能比當年俄國軍功貴族跟底層民眾的斷裂更嚴重。中國底層民眾的仇富情結及均貧富的要求，也就比當年俄國底層更強烈。

　　其實，中國的企業家階層蘊藏著良知的巨大沖動、善的巨大沖動，只是太缺乏能夠容納這些沖動的制度環境及相應的組織平臺。這讓我想起了中國的一群頂尖企業家，他們通過阿拉善SEE生態協會這個平臺，承擔自己的環保與社會責任。而創辦SEE的初衷，是要在資本的上面生長精神。它不止是救世，更是自救，即中國企業家階層的自我救贖。這種自我救贖之于社會和解，之于社會力量的整合，無疑具有關鍵的作用。

　　如果SEE這樣的社會實驗在社會上充分普及，因而變得很平常很平淡了，那時，中國企業家階層的自我救贖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中國社會的整合與和解的前景就非常廣闊了，被清算、被打倒的噩夢也就不會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