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環保部向媒體通報了今年前9個月《環境保護法》配套辦法執行情況，公開點名批評了山西省太原市、云南省曲靖市等10個城市。1月至9月，這些城市或水環境質量同比變差，或大氣環境質量同比變差，但查處的環境違法案件數量很少。換句話說，轄區內環境質量變差了，執法者卻沒有通過加大執法力度找到肇事者。

　　環境變差，違法處罰卻減少，這一反差估計會讓不少關心周遭環境的公眾心塞。當地環保執法者沒有在自己負責的地盤上找到肇事者，但環保部的督查卻從未空手而歸，總有一些企業的環境違法問題撞到環保部的“槍口”上。

　　就以最近一次的環保部督查情況為例，10月中旬，督查組在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督查中，不僅發現了“部分高架源企業仍在超標排放污染物”“‘小散亂污’企業違法排放”的問題，還發現“部分企業、工地應急減排措施未落實”，甚至是“施工工地未設圍擋、土地裸露未覆蓋，渣土車未苫蓋、遺撒問題突出”等一些并不難以防范的細碎問題。但即便如此，面對同期接連響起的各色警報，各方依舊“穩如泰山”。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環境違法就發生在眼皮子底下，為何當地環保執法部門查不出來？企業環境違法為何總要等到環保部督查才能有所收斂？

　　被稱為“史上最嚴”“長了牙齒”的新環保法，確實賦予了環保部門按日計罰、查封扣押等新監管手段，毫無疑問是地方環保部門的執法利器。但再銳利的武器，如果使用者的人數不足、使用者的專業水平與能力有限，也會出現執法不到位、執法不及時的情況。近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在調研中也發現，在基層確實存在環境執法人員少、業務能力弱、技術支撐不夠、經費保障不足、不適應繁重的監管任務等現實短板。各級政府加大投入，增強環保執法能力已迫在眉睫。

　　但除了客觀條件限制，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在于有些地方環保部門不想查、不敢查。對于不少地方政府來說，有一定規模的污染企業多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整改關停無異于自我“割肉”，這一刀“割”下去，稅收、就業都將受到影響。政績沖動下，對這些污染大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干脆充當保護傘，并不新奇。如果不幸被督查組逮到，避重就輕則是首選策略。之前鬧得“轟轟烈烈”的江蘇高郵“603元罰單”事件即是最鮮明的注腳：一個企業違法排放超標廢水，當地環保局只罰603元。地方保護主義直接或間接干預環保執法，加之地方環保部門自身的不作為，大大降低了執法效率，也折損了環保法律權威。

　　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的掣肘，必須首先扭轉基層環境執法隊伍的“人財依附”局面，打破現有的以塊為主的環保管理體制。“十三五”規劃提出，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9月22日，相關的改革指導意見已經正式公布。與地方行政機關脫鉤，最直接的制度紅利就是，有利于環保機構落實對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監督責任，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對環境監測監察執法的干預，真正實現哪里有污染，哪里嚴監管。

　　嚴峻的形勢不等人，變革的腳步要跟得上群眾不斷上升的期待。按照地方黨委和政府對生態環境負總責的制度安排，“長牙”的新環保法應在問責追責上顯示出應有的威力。高高舉起的斬污利劍，不能再淪為綿軟的“棉花棒”。（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