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呂梁是清代“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的故鄉(xiāng),當年于成龍從小知縣做到大學士,無論任職偏貧之地或是為官富庶之處,都以清廉著稱。然而,如今的呂梁卻成為山西乃至全國的腐敗重災區(qū)——今年初以來,已有6名曾在呂梁任職的副局級以上干部被調(diào)查,從通報的情況來看,他們落馬都與政商勾結(jié)有關(guān)。

　　古廉今腐,兩種極端官場生態(tài)竟然出現(xiàn)在同一片土地,讓人唏噓不已。王儒林赴任山西后,曾有人建議他去基層考察的第一站“最好不去呂梁”,因為呂梁“情況復雜”,但王儒林仍將呂梁當作重建山西官場生態(tài)的第一站。這充分表明了新一批晉官不回避矛盾和問題的明確態(tài)度,以及肅清腐敗的堅強決心。

　　“廉吏故里”為何成為腐敗重災區(qū)?除了因呂梁地區(qū)煤炭資源豐富,“黑金”容易讓官員腐化變質(zhì)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恐怕在于廉政文化的“斷代”。因為缺乏“廉政文化”的支撐,歪風橫行、正氣不彰逐漸成為呂梁官場的常態(tài),廉潔奉公、勤勤懇懇的人受到冷落和排擠,謀求私利、別有用心的人反而既升官又發(fā)財,這種“逆淘汰”最容易敗壞官場生態(tài),進而導致一個地區(qū)的整體性淪陷。

　　廉政是中國吏治文化中的一項優(yōu)良傳統(tǒng)。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就把廉奉為立國的四大綱要之一,此后歷朝歷代都將廉政作為為官的基本準則。廉政文化首先體現(xiàn)為一種為官倫理,是一種高尚的道德情操——官員要正身律己,勤于自省,開廉潔之風氣；要公私分明,不以公共資源作為自身牟利工具,不能躲在商人背后瓜分權(quán)力尋租的獲利；要勤儉節(jié)約,戒奢從簡,不鋪張浪費脫離群眾。

　　然而,從此前查出的呂梁官員貪腐案可以看出,他們并不是倒在了“晉官難當”的魔咒上,而是倒在了不斷膨脹的欲望之中。“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有些呂梁官員,自上任起就有一種“撈一把”的心態(tài)。他們不關(guān)心民生疾苦,不關(guān)心呂梁的長遠發(fā)展,最關(guān)心的卻是如何在有限的任期內(nèi)結(jié)交更多的商人,以便將手中的權(quán)力變現(xiàn),謀取更多的非法所得。

　　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說的那樣,“廉”與“腐”,一樣的“廣”字外表下,卻有顆不一樣的“心”,貪心一動,信仰就開始動搖,底線就逐步失守。身處資源大省,誘惑必然很多,貪腐的機會也不少,很多曾經(jīng)信誓旦旦要清廉為官的人,最終都在利益面前迷失了自己,最終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心是貪欲之起點,倡導“廉政文化”,正是要幫助官員加固思想防線,提高其自覺防腐拒變的能力。

　　倡導廉政文化是防治腐敗的一種智慧,如果官員沒有這一文化理念,就很容易丟掉為官的底線。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要求,“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shè)。”王儒林亦表示,這次來呂梁,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想研究如何在呂梁、在山西落實總書記的這個重要指示。

　　一個曾經(jīng)出過廉吏的地方,照理說是具備推廣“廉政文化”的基礎(chǔ)的。現(xiàn)如今,黨中央和山西的主政者都要求重建山西官場生態(tài),在這個過程中,從歷史先賢的事跡中汲取力量,以倡導“廉政文化”為突破口,是非常現(xiàn)實的選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制度籠子正在成為現(xiàn)實,相信在中央和山西高層推動下,“廉政文化”有望成為扭轉(zhuǎn)呂梁官場生態(tài)的積極因素。

　　王儒林在此次調(diào)研時發(fā)現(xiàn),“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的墓地曾兩次被嚴重破壞。從某種程度上講,呂梁當?shù)氐恼�府部門和官員對廉吏不夠尊重,也是“廉政文化”缺失的一種表現(xiàn)。王儒林在視察后要求盡快修復于成龍墓地和故居,這實際上也是極富象征意味的一個舉動。這也是在給晉官們傳遞清晰的信號,希望他們以古為鑒,學習先賢們的廉政精神,從傳統(tǒng)中汲取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shè)。(馮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