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首先是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這既是共識，也是常識。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的理想狀態(tài)。

　　談到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人們耳熟能詳的是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或者政府要把該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給市場和社會。這樣的表述不會產生歧義，但是請問，什么是政府的或政府該管的？什么不是政府的或政府不該管的？是與不是、該與不該誰說了算？如果不是政府的成了政府的，政府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管了而且沒管好，又將如何呢？

　　搞市場經濟雖已有多年，但不客氣地說，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還需要瞪大眼睛去尋覓。前不久，在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中，李克強總理講到這樣一個事例：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畢業(yè)生，回到家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辦一個書店，在多個部門跑了30多趟，花了不少錢，歷時三個多月，總算辦起來了。但開業(yè)后，各種檢查、收費、罰款就跟著來了，沒錢就拿書，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最后，他一氣之下關門不干了。從這樣一個連局外人也感到痛心的故事中，能看到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嗎？人們只看到一雙雙閑不住的“有形的手”。尤使人痛心的是，這樣痛心的事情仍經常發(fā)生。

　　權力總是不甘寂寞，政府活動總是傾向于不受約束。當行政權力過度干預經濟社會生活，并且造成嚴重消極后果之后，人們才意識到政府和市場之間應該有邊界。也就是說，這樣的邊界不可能在一開始就是明確的。然而，沉痛的教訓不應只換來政府的自覺，而應是行政的法治化。當政府取消或下放某些權力時，應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晰、固定，否則，自覺一旦消失，政府從市場中抽身而出的權力，在一夜之間便可跨越邊界向市場縱深推進。

　　用法律來標識的邊界是清晰可辨的、應當嚴格遵守的，如果法律也不能捍衛(wèi)邊界，那么就只能捍衛(wèi)法律的權威。問題在于，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目前還未得到法律的庇護，則侵入市場的行政行為就不會受到懲罰。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湖北的一個縣最近動用“紅頭文件”向鄉(xiāng)鎮(zhèn)攤派銷售湖北自產煙酒的任務，在輿論的強烈關注下，當地表示將迅速撤銷這個文件。即使政府毫無邊界意識，除了被譏為地方保護主義，依然可以毫發(fā)無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此不合時宜的行政行為，竟然不過是這個縣4年前舊病的復發(fā)。如果依法行政與“紅頭文件”可以并行不悖，那么也應當加大對“紅頭文件”的合法性審查。在一些地方，“紅頭文件”已淪為政府自創(chuàng)權力的工具。

　　在計劃經濟年代，奉行全能主義的政府全面管控經濟，或許還有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雄心抱負；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活動如果不受約束地侵擾市場，則恐怕連半點父愛主義的溫情也沒有。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不應只在人們的心里、政府的覺悟里，更應在措辭嚴謹的法律條文中，在法律不容挑戰(zhàn)的實施中。(滕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