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不受舉"的邏輯之證與現實之惑

　　9月20日，廣州市紀委官方政務微博正式上線。但運行1個月以來，有網友對微博不接受舉報和投訴表示失望和質疑。對此，紀委常委梅河清表示，舉報信息內容具有一定的保密性，為保護舉報人的合法權益及信息不被泄露，不宜過于公開，以免不利于案情的調查。（10月23日《新快報》）

　　在自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充當發言人，也可以充當監督者，特別是微博的靈活快捷，波及面廣，使之成了一個信息的集散地和傳播點。雖然其間難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但其功能性無可替代，甚至成了反揭腐和反腐的利器，盡管未必為官方所認可，卻承載著民間的極大期待。從知情者故意爆料到親人炫富引事端，再到個人信息外泄隱私曝光，都成了微博反腐的重要方式。以近來為例，無論是陜西省安監局原局長、“表哥”楊達才的落馬，還是擁有21套房產的番禺區城管局政委、“房叔”蔡彬的被查，都源于微博在其間的持續發力形成的圍觀效應，并因此上升為公共事件而獲得相關部門介入調查。在眾多的反腐案件中，均可以看到微博的身影。微博反腐，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最新的反腐方式。

　　不過，作為一種開放式的信息平臺，微博舉報和投訴確實存在著不可預料的風險。正如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坦言，群眾通過個人微博舉報貪官，一方面容易“打草驚蛇”，另一方面也給自己人身安全帶來了一些問題。正是出于對此的擔憂，才使紀檢等相關機構不接受舉報和投訴，以此將風險控制在最低程度，無論從技術層上，還是人性層面，這種規制都符合邏輯要求。

　　既然如此，為什么網友對微博不接受舉報與投訴表示失望呢？這恐怕要從現實層面來剖析。應當說，由于網民在看到了微博反腐的巨大能量，從而對其寄予了過多的期望。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恐怕還在于其他投訴舉報渠道的不通暢，才能微博的作用更加凸現。具體到舉報和投訴方式上，電話、官網網絡舉報平臺、投送舉報信、本人上訪、手機短信等方式若能暢通，并能發揮作用的話，那么無論是“表哥”還是“房叔”就不會給微博揭發的機會。

　　微博是把雙刃劍，關于微博舉報與投訴命題的破立之爭，其實也是訴求與行為反差所致。在公眾看來，微博掀起的巨大反腐浪潮，確實讓人有了參與監督的機會，以及讓自身權利得到實現的快意，因而需要獲得認可與正名；而對于公權部門來說，微博的開放性，以及其不確定性，都不是最妥當的方法，作為一種制度設計，應當保持必要的嚴謹性，才能讓風險在可控狀態，問題在于，如何做好其他途徑，讓這種民意承載與功能寄望得到紓解？

　　從小偷反腐、情人反腐到內部反腐，各種另類化和偶然化手段的方興未艾表明，其實更是對公職人員日常監管的諷刺，說明了日常監管呈現擺設化。對于有關部門來說，要讓“微博不受舉”的邏輯之證得到公眾的理解，就必須解決反腐工作的現實之惑，從制度入手，從源頭抓起，讓其他舉報和投訴渠道保持暢通和高效，實現反腐從形式之爭向實質之變的遞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