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文化臺獨”是“臺獨”的真內核

　　華廣網近日發(fā)表學者許川的評論文章說，8月13日，臺灣“課審會”敲定“12年公共教育社會領域課程綱要”，確定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這又是一樁典型的“文化臺獨”。毋庸置疑，“文化臺獨”是破壞兩岸關系的毒瘤，儼然已成為阻礙國家統(tǒng)一進程的絆腳石。

　　長期以來，“文化臺獨”都是民進黨主要的指導方針和政治路線之一。雖然在各個階段表現得并不那么完全一致，但“文化臺獨”卻始終是民進黨欲圖切斷中國臍帶和謀求“臺獨”的主線。民進黨深諳與大陸以硬碰硬，無異于以卵擊石。首次執(zhí)政的八年，“文化臺獨”與“法理臺獨”共同成為了推動“臺獨”的兩條路。陳水扁雙管齊下的“臺獨”策略產生了如下影響：

　　“文化臺獨”與“法理臺獨”看似齊頭并起，其實是有主次、先后、緩急之別。陳水扁明明知道“法理臺獨”不可能，卻偏偏又反其道而行，目的不外乎是：一方面向深綠交心，另一方面不斷利用“法理臺獨”刺激大陸，讓大陸無暇顧及對“文化臺獨”的反制。換而言之，在一定程度上說，“法理臺獨”是“文化臺獨”的嫁妝，是民進黨對大陸進行聲東擊西的政治工具。以現在的視角看，“法理臺獨”不但沒有根除，“文化臺獨”卻又愈演愈烈。

　　民進黨再次執(zhí)政，“不當黨產條例”、“促進轉型條例”以及修改“公投法”接踵而至，盡管均不直接涉及“法理臺獨”，但都是“法理臺獨”在淺層次的表征，而后可能進行的“憲改”，“法理臺獨”則有可能正式重出水面。必須清楚的是，蔡英文的本質目的和陳水扁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都是為了保護“文化臺獨”，其“臺獨”邏輯依然是障眼法，即用“法理臺獨”來掩人耳目，實則是為“文化臺獨”創(chuàng)造無形的支持。

　　比如，在修改“公投法”時，故意給人留下一些想象空間，給人一種似乎要搞“臺獨公投”的假象，再時不時給人一點點挑釁，讓人以為真的可能在“法理臺獨”上做文章，往后的“憲改”可能也會采取這種套路，使大陸處處緊盯在這一類前臺的事情上面，而忽略幕后的“去孫”、“去蔣”、“去中”等“文化臺獨”。某種意義上說，民進黨內在的意圖是透過“法理臺獨”，來轉移大陸對“文化臺獨”的關注和視線。換而言之，“法理臺獨”是誘餌，他們是想通過這種“以假亂真”甚或“弄假成真”的伎倆來達至“臺獨”目的。

　　民進黨追求的“臺獨”究竟是什么樣的“臺獨”？眾所周知，民進黨主要的政治企圖是在現有“獨立”的狀態(tài)下追求整個社會的全盤“本土化”和“臺灣化”，至于高階政治諸如象征主權的“憲法”、“國號”、“國旗”等，民進黨其實早就做好了“借殼上市”的長期準備，從“臺獨黨綱”，到“臺灣前途決議文”，再到“正常‘國家’決議文”，莫不如此。相對地，從民進黨主要政治人物的相關“臺獨”言論中，也能對之進行佐證。

　　“文化臺獨”是“臺獨”的內核，是他們“真正要義”上的“臺獨”。如此一來，民進黨的所有政策似乎都是圍繞著“文化臺獨”來展開，而區(qū)別僅僅在于用不同的政治話語來表達和詮釋，其既可以借著公共政策的旗號，也可以打著多元文化的幌子，大肆推廣和行銷“文化臺獨套餐”，輔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將社會所有領域和層面都統(tǒng)攝到“文化臺獨”的道德束縛之下。

　　民進黨變成了“文化臺獨”的化身。民進黨不會自掘墳墓，將一手建構起來的“文化臺獨”葬送在“法理臺獨”手中，這也是蔡英文為什么要強調“維持現狀”和不重回“對抗老路”最為原初的政治算計。那么，蔡英文和民進黨是否就甘愿僅僅抱守“文化臺獨”？顯而易見，蔡英文和民進黨必定會一如既往的推動“法理臺獨”。因為沒有“法理臺獨”作掩護，“文化臺獨”就會裸露在表層，進而對其生命可能造成致命一擊。更何況，“法理臺獨”與“文化臺獨”各司其職，是民進黨推行“臺獨”路線缺一不可的手段。

　　所以，往后一段時間里，“公投”、“憲改”也會像“去中國化”一樣成為臺灣社會的家常便飯。如今之下，兩種“臺獨”也已然把臺灣民眾洗腦，并將之裹挾在一起。民進黨沒有推動“法理臺獨”和“文化臺獨”的后顧之憂，其不僅不用擔心選票的流失，也不用于提防國民黨對“大位”的爭奪，似乎可以肆無忌憚的推行“臺獨”政策。未來蔡英文當局可能會模仿陳水扁的老路，即大動作推動“憲改”和“公投”，企圖達到讓大陸疲于應對“法理臺獨”，而疏于對“文化臺獨”的管理。“文化臺獨”方面，除了即將上路的“臺獨課綱”外，還可能會對臺灣社會進行一次地毯式的“去中國化”。

　　“文化臺獨”看似不像“法理臺獨”那樣會給兩岸直接造成強烈的沖擊波，但“文化臺獨”對國家統(tǒng)一進程和統(tǒng)一之后的國家治理卻有著深遠影響。倘若不及時、有效的對“文化臺獨”進行反擊，除了會進一步割裂兩岸之間的各種連帶，“文化臺獨”的后遺癥也可能給國家整合帶來長期隱患。因此，反對“臺獨”， 需要反對“文化臺獨”和反對“法理臺獨”兩手抓，而且兩手都要硬。（本文作者為東南大學臺灣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