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臺紅色特工烈士追認之旅（圖）

　　留存的唯一一張父親的照片，慰藉了侯希賢許多年。京華時報記者朱嘉磊攝

　　父親在留給侯希賢的唯一一封信中教導他先愛國后愛家。

　　846個名字鐫刻在石壁上。“侯文理”三個字被淹沒在名字的海洋中。

　　1949年，包括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在內的1500多名中國大陸紅色特工遠赴臺灣，之后這個群體犧牲過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過去很長一段歲月里，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連名字都沒留下來。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846個當年犧牲于臺灣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紀念墻上。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1950年代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時隔60多年，家屬得知侯文理的死訊后，將一份申請烈士的材料遞交相關部門，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獲得官方審批。

　　紀念廣場上一段碑文為侯文理們的人生做了注腳：別親離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敵而求大同。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后無名。

　　尋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紀念墻上，當侯媛媛的弟弟最終找到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時，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隊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認了他為國犧牲”。

　　2013年12月，在媒體報道的“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英雄名單”中，侯媛媛發現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爺爺的名字找到。”侯媛媛囑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彼時，北京西山森林公園，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為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隱蔽戰線工作犧牲的無名英雄，建設了一座紀念廣場，并刻上了846個英雄的名字。

　　“爺爺侯文理50年代在臺灣被國民黨殺害，半個多世紀沒人知道，如今終于能告知天下了。”侯媛媛立即打電話給江蘇邳州的父親侯希賢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兒孫們滿懷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馬上就有著落了。

　　為了給侯文理申請烈士，一家人已跑了兩年。侯文理的確切死訊，他們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環球時報》刊登《追尋在臺中共特工遺骨始末為兩岸和平種善因》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黨和特工人員的無主骨罐名冊，編號124號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號為296。那時，侯媛媛就認

　　定名單中的人為爺爺侯文理。

　　5月4日，《環球時報》再次公布了《臺灣戒嚴時期疑似政治受難者名冊》，侯文理又名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編號：296，籍貫：江蘇蕭縣（現安徽蕭縣），槍決時間：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樓1排3層6號”。

　　侯媛媛立即聯系了參與報道的記者薛小樂，得到了“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秘書長李坤龍的郵箱。

　　李坤龍回憶，侯媛媛聯系上他時，他并沒有懷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見過較特殊、復雜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書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來信都讓李坤龍覺得字里行間真摯感人，“她算是賺取我最多眼淚的家屬，很少有受難者的第三代，對祖輩犧牲者有這么深的感情”。

　　李坤龍決定提供幫助，最終確認侯文理的遺骸安放在六張犁納骨塔內。李坤龍將所尋的材料一并交給侯媛媛。這些材料包括兩份國民黨的判決書、侯文理執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龍的材料后，侯媛媛并未立即打開，“雖然我從沒見過爺爺，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對”。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開了文件夾，看到了侯文理被執行死刑前的照片后，50歲的她趴在辦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龍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著，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將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請追認烈士。“那是爺爺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軍屬關系檔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將侯媛媛寄來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給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區，一份交給了西安市東關南街街道辦，“街道辦說材料沒問題，已經交給了區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詢問辦理進度，并幾次向區民政局補交父親部隊的證明、派出所的父子關系證明、父親同事的證明等材料。從家到區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騎車大半個小時，這一年，65歲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為資料從民間而來，并不是從部隊得來；且侯文理歸總參人員，民政局無法為侯文理申請烈士身份，“區民政局的工作人員說已經把材料交給了市里，但市里回復說省市級別不夠給我們辦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覺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蕭縣應該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驅車將材料送往蕭縣，蕭縣統戰部副部長、臺辦主任王靜接待了他們。之后，王靜曾致電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隊開具證明，侯媛媛溝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隊將證明發至蕭縣相關部門。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將廣場名單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蕭縣。材料都交齊了，侯文理的烈士稱號卻不了了之。

　　“總要有個結論，我們活著的人沒什么，父親為祖國的統一、為自己的信仰奮斗犧牲，國家不應該給他一個說法。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嗎？”侯希勇覺得，只有受到了國家的認可，一名軍人的靈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這種想法，在尋找、搜集替侯文理申報烈士的材料過程中，變得越發強烈。